扬之水，浙江诸暨人，1996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致力于先秦文学与古代名物研究，专意于名物考证，擅长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有《奢华之色》、《诗经名物新证》、《脂麻通鉴》等，新著《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于2014年出版上市。

写了洋洋洒洒五十万字、三大卷《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的扬之水，自己却是一点首饰不戴的。冬日下午来三联韬奋中心接受采访的她，短发利落，运动鞋，双肩电脑包，踩着一辆28男式老凤凰自行车，中性十足，精神抖擞。她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的称赞是：扬之水表面上看不出来一点奢华之色，但是心里面却是足金的成分。

对话扬之水

新京报：您曾经提到《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其实是之前著作《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的一个延续，在《奢华之色》金银首饰研究的基础上往前追溯到两汉，往后延伸到清代，这种延伸对理解明代的金银首饰有什么更丰满的认识吗？

扬之水：那倒没有，因为我以前写明代金银首饰的时候，对前后也是有所了解的，没有了解我也不敢写这一段，只是没写，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后来老朋友尚刚说，“你总得写一本史好像才能够符合你做的这种研究。”我想想也是，所以一开始和故宫出版社签出版合同的时候是叫《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小史》，结果一下子写大了，这时候又不便叫史，因为“史”似乎还要更全面一点，比如草原金银器这一部分，我觉得这是必须专门下工夫的。这一方面我其实也搜集了好多材料，但是材料那么多，还得慢慢消化，尤其草原文明跟西方的联系比较多，好多域外文明的因素，这些你不弄透了不敢写。所以我的书里这些部分基本没涉及，我在序言里也说了，“它不是一部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史，而是关于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的我所知、我所见”。

新京报：所以书中提到的金银首饰基本上都是您亲眼见过，亲手触摸过的？

扬之水：草原金银器的部分我多半是经眼，而没有机会“上手”，我希望是尽可能上手，你得看它正面、背面，看它整个结构、图案，那样你才敢说话。在考古报告中，关于金银首饰，通常是按照今人的理解给定一个名称和几句描写，注明长若干厘米，作为考古报告，至此它的任务已经完成。对于我来说，考古报告结束的地方，正是我的起点。比如《上海明墓》中提到的首饰，我是到上海博物馆库房里，拿着放大镜颠来倒去一一看过，才敢形容它，光看报告，看一个不清楚的图哪敢说话？即便考古文博界的朋友提供了清楚的照片，也还要争取机会亲眼看一看才能够心里有底。所以我总是强调一定要经眼或者上手了才行，哪怕没称你也知道分量，得有这么一个感觉。

新京报：这种研究方式和一般意义上物质文化史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扬之水：在你之前，《上海书评》的郑诗亮曾约采访，并发来一个采访提纲，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名物研究可不可以纳入域外的物质文化研究？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想过，现在想来，或者可以这么说，即域外的物质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物质层面的文化研究，即仍然是经济史、贸易史或政治史的一部分，好像仍是形而上的东西更多一点，我感兴趣的是真正的“物”，就是一器一物的史。比如我们读《金瓶梅词话》，里面有个地方提到“一头拴着三事挑牙儿，一头束着金穿心盒儿，郑爱月儿只道是香茶，便要打开”。穿心盒是什么？这大概是《金瓶梅》研究中的小中之小，你跳过去根本不用知道它也没有关系，但这个穿心盒，却是我的关注点，十几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当时材料不足，只有唐代、金代和明代，而明代的还不是实物，所以中间的发展环节还存在虚线，这自然是不够完善。但是近年的四处考察，发现了更多的实物，因此终于可以把穿心盒从唐代直到明清的发展史考证清楚，以往这个器物小史中的虚线，如今已经填实了。所以我说，我更关注每一件器物自己的发展史，我所谓的“物”，应该是“物质文化”里面“物质”的最小单位。

新京报：但是最小单位的历史可能恰恰有它的具体之难，一直找不到实物，一直是虚线怎么办？

扬之水：有些不能连的，就先等证据，证据来了再给它连起来。

新京报：您说的等证据也是各个地方跑吧？您是怎么跑博物馆看东西的？

扬之水：听说哪有一个展览就去了呗。我的方法是个人化的，靠各地考古文博界的朋友帮忙，哪儿有考古新发现，哪儿有我感兴趣的展览，或者博物馆筹备展览之前的挑选文物，都是这种机会。也没给自己时间限制，所以我老说跟着感觉走，跟着机遇走。

新京报：那您觉得整个研究过程当中，最构成挑战的是什么？

扬之水：就是开始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后来通过看这些东西，看得多了，比较多了我知道了，我觉得我的研究如果说有贡献的话，那么就是为古器物定名，金银首饰的研究，也是如此。

新京报：由当初的小史到现在的三卷本，写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多时间就写出来了？

扬之水：其实搜集材料最费时间，你可能搜集五年时间材料，有半年、一年就写完了。写的时候最费劲的就是文字，老觉得文字不好，这就不是材料的关系了。怎么把材料组织好，让文字好看，写的时候最费劲的是这个，因为你都是胸有成竹了你才会下笔去写，那时候就想把文字组织得好一点。

新京报：能不能谈谈您对考据的看法？

扬之水：其实就是图像、实物、文献三者合一，出版《古诗文名物新证》的时候，我的同事王筱芸给写的序，她就说我这个方法叫“三证归一”，她给总结出来了。在图像、实物、文献三者对应的基础上，为器物定名，你再说它不对，就不太好说了呗，除非三者中的某个证据有问题。

新京报：您讲座时候提到过，研究中问题是不断会出现的，现在比较困扰您的是些什么样的问题？

扬之水：好几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就约我写一本《中国名物辞典》，这件事我觉得应该做，但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做不了，因为中间空白太多。我在社科院文学所退休之前，文学所给我办了一个讲座，我的题目就是“言之有物”，就是讲的古诗文中的名物，我考证它们，就是因为以往和当今的诗词注本，因为不了解这个“物”到底是什么，就注错了。那次讲座我说，我要退休了，但是我一个没完成的心愿就是编一个《名物大辞典》，把这些没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辞典的话就要包罗万象，你都得考证清楚了你才能编，很多还没考证清楚呢，你没法编，所以现在最想做的是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