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晚年写有一篇未完稿，《无从驯服的斑马》，是一种自况，固执己见的自况。沈从文之为沈从文，就在于这“乡下人”的性情，顽固地坚持自己所要坚持的，不依附，不阿世，即使逆着潮流触犯时忌，亦不改初衷，这是他频遭打击的缘由，也是其成就自己的根源所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是一个可以被既定框子规范的世界，如何阐释之，须一种新的眼光，在此点上，张新颖的《沈从文九讲》是好的尝试，因为他的“沈从文观”，是置于更为阔大的视域之上的，跳出“人的世界”，来到“沈从文的文学世界”。

现代文学史的作家，能被视为思想家的，一是鲁迅，另一为周作人。而沈从文，多被看作营造“希腊小庙”的文体家，一个讲述湘西蛮野故事的人，一个风俗画卷的绘者，至于是否为有独到之处的思想者，似一直未被看重。张新颖之“沈从文观”，乃将其人生轨迹以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连带而起，后两者颇有“发明”之意，亦为九讲中最有价值的篇章，而沈的文学家一面，以往的理解或还是不充足的。

沈从文之为思想者，承接着前文学家后实践者的形象，且影响着其整个后半生。若非思想者，他文学创作后期的作品不会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形态；若非思想者，他不会招致“围剿”，不会四十年代末精神崩溃，不会决然放弃写作，走上文物研究的道路。

张新颖做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比较，“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这指的是鲁迅所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对于‘简单文化概念’的依附性，或者是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都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因其依附性，不可靠是必然的”。沈从文不是一个理论中人，他不依附权威，不依附潮流，其所有思考均来自自己的经验及观察，所以我们看从《边城》《湘行散记》，演变到《长河》《湘西》，及《潜渊》《长庚》等，那种裂变是沈从文的痛切体尝，而非从理论图谱演绎。他挑起的“京派海派”之争、“抗战无关论”等文坛论争，是情发于中，独立思考，脱口而出，却也为后来的遭遇埋下了祸根。四十年代写下“七色魇”系列文章，缠绕错结，苦痛分裂，“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不能不说沈从文的敏感是惊人的，若干年后的现实恰和他的担心，“变相鬼神迷信”渗入真切的现实中，造成大劫难。有着这样的敏感，也就可以解释他四十年代末的精神分裂，外力(《斥反动文艺》等批判文章)固然难逃其责，其痛苦的思考面临时代大变局的裂变，更是内因。

实践者的形象，是形格势禁下沈从文的自我选择，也是思想者的一个顺承结果。无思想者的角色，时代的裂变似还不会对沈从文施加如此的威迫，而若无前期的思考，他或也不会走上这样一条有太多无法预知坎坷的路。“这个代价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那只是被动地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于此一时间阶段，张新颖拎出了“有情”二字，恰可阐释沈从文的“转业”之谜。

何谓“有情”？“(《史记》)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 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沈从文哪里仅只在谈《史记》，他分明在为自己的现实与精神困境寻觅出口而述说，“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

由此看来，沈从文的“转业”，自文学创作改行历史文物研究，也就不是突兀不可解的了，因为这超越“事功”，而纳入了“有情”的传统中。关于沈从文的“转业”之谜，以往有过许多探讨，如汪曾祺就回忆过四十年代在云南时，老师对西南文物的浓厚兴趣，“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而张新颖寻到了更早的萌芽，是《从文自传》中对二十一岁之前生活的记述，“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这种转业在精神实质上并非判然两条道路，更似是两股支流，汇入一个“有情”的湖泊。

如果说年轻时的沈从文，是以做苦工的劲头去写小说的话(有一标志，写了一夜，趴书桌上睡着，醒来发现稿纸上满是鼻血，怪吓人)，那投入文物研究的他，又是如此地不计时间、不顾身体。而最大的痛苦是，处处受排挤和压制，乏人支持，动乱时资料被查抄，甚至丧失工作机会；痛苦的缘由，是因为沈从文并不视其为“事功”，而只是源于“有情”，所以虽九死而犹未悔：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拖了十多年方印行，大量的研究文章，即使无法发表，仍继续写下去(从全集后五卷历史文物研究计两千多页的规模，可见一斑)。沈从文一直工作到身体状况无法再支持之时，若非“有情”，何必如此。

其实揆诸沈从文的一生，“有情”二字一以贯之矣，并不局限于实践阶段。他向来不是一个趋时的人，对所谓“事功”隔膜得很，“乡下人”性格不改，碰壁是免不了的，而生不逢时，让他碰上了最大的“壁”，度过了后半生的近四十年。不过身处“有情”中的沈从文，坚忍地超越事功之上，将自己的目光放至更远，踏踏实实地实践之，为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选择之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