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1913年—2015年 ），中国经济学家，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3年起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
生平介绍
出身破落富农家庭，其祖父、父亲经商，后转为农。杜润生5岁丧母，13岁丧父。因此，不知自己的出生月日。幼时，刻在他记忆中的是家庭沉重的债务负担，听人说“父亲不会理家，以致越理越穷”，他也是相信的。因此他立志读书，将来要整顿家业。
他小学毕业后当过一年店员，不久又辞退返乡，准备上学。在此期间，他读过《向导日报》和《共产主义ABC》。虽然看不懂，但捉摸意思知道这社会是要改造的，他也悟出个道理：“家里穷，不是父亲不好，而是社会不好。”
早年革命经历
杜润生得舅父之助，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读书，该校向有革命传统。时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党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杜润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其成员在野时讲革命，一旦当了官就腐化，令青年们大失所望。蒋介石对内加紧镇压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动面目大暴露。经过冷静地观察，他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因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动组织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太原学生运动纠正了自流现象，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太原国民师范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所长苗培成，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压制学生抗日运动，学生们发动驱逐梁、苗二人的斗争，组织了包围省党部的请愿活动，杜润生是学生代表之一。军警当场开枪，打死一人，伤十余人，杜润生也受了伤。惨案教育了民众，也更加坚定了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决心。他认为：“没有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就打不倒。”1932年10月，杜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驱梁学潮发展到反对当时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即遭到镇压，杜润生被通缉，他只好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1933年来到北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长。1936年夏季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
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
从学生时代起，杜润生就非常重视理论学习和思考，在领导岗位上，他更重视用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党组织为杜润生作的鉴定中，就有“领导能力强，思想敏锐突出，有理论素养”这样的评语。
解放战争中，1947-1949年，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毛泽东主席肯定了杜润生所提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方法，1951年2月，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由于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杜润生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于1953年初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部长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他们跟不上毛主席决策的变化，彼此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们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他们提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第三，关于合作社的形式，他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个形式。所有这些，毛泽东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说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后来的会议和文章中则称“小脚女人”）走路”。当时，大规模合作化运动，还处在发动阶段，受实践经验的限制，还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他俩都作了检讨。这检讨不是违心的，他们由衷地承认主席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当时党内有个别人提议要严加追究邓和杜的责任，毛泽东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毛泽东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共收入176篇文章，他逐篇审校，写出按语，表现了重视调查研究，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这也使杜润生深受感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给予评价，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对的，不实之辞，予以推倒，邓、杜旧案得以平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1953年初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农业合作化。1956年后，历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中共中科院党组副书记，1961年主持起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14条意见》。197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起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
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是具有深刻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之一。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润生—成就贡献
一、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智囊和主笔
按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是应该调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的。但是，一个与科学有关的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初，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他谈话说，“先不要下去，国务院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下设个办公室，要几个具体抓工作的负责同志去。”
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张劲夫担任秘书长，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长江和杜润生为办公室副主任。 张劲夫登门拜访了杜润生，请他抓好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从此，杜润生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智囊和主笔。要而言之，杜润生为规划的制定做了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12年科学技术规划追赶先进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规划开始时，大家议论纷纷，与会科学家各自就比较熟悉的科学领域，提出大批课题。作为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要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科技工作与经济结合，选择什么发展战略，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齐头并进，可能费力大而收效差。
第二，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制定规划的构想。杜润生对此潜心研究，他看了不少书，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制定有关科学计划的资料。他认为，组织科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学科组织，这是多数国家的做法；一种是按任务组织，这是政府参与科技事业许多做法中的一种选择。哪种较好呢？杜润生想出了“以任务为经，以科学为纬”的整合方法，简称“任务带学科”。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梳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需要科学技术解决的重大任务，也曾请苏联顾问拉扎连科提出他的建议设想。最后归纳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12项重点任务，大部分科学家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三，杜润生主笔起草了科学规划纲要的“草案”，并组织起草了任务说明书。纲要草案共分9节，除前面的序言和后面的结束语外，其他6节的题目是：1956-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对57项重要任务，又组织科学家分组编写了详细的“任务说明书”，涉及任务的意义和预期结果，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解决任务的科学途径，解决任务的大体进度，组织措施，工作的协调与监督等内容。纲要草案与任务说明书，共有600万字。
十二年规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当中，这个规划也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最好的规划：第一，推动中国的科学走上现代科学轨道；第二，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其中，科学院把“四项紧急措施”，纳入院的行动计划；第三，对于各个大学和生产部门加强科学研究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此，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找到了具体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以致此后十多年时间就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由此带动了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新型材料、精密仪器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
二、伟大的创造—“包产到户”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的方针政策，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可惜，在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杜润生被毛泽东批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农业迅速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结果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正是这种严重失误和曲折的历史教训，使许多农民、干部、领导，特别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杜润生，清醒地认识到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支持的“包产到户”是正确的。因此，文革后复出的杜润生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坚定的责任感带头支持“包产到户”的决策，他富有策略地在起草中央文件的过程中，一步步地使文件中“不准”、“不许”包产到户的政策语言，逐步演变为“可以”在贫困地区，后来又“可以”在其它地区包产到户，到了第五个中央文件就使包产到户的性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了。这样，包产到户由“姓资”演变为“姓社”了，不合法变成合法了。
在包产到户与反包产到户的艰苦斗争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上至邓子恢、彭德怀、杜润生，下到省地县乡村的不少干部，甚至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农民杨伟名，都遭到过批判、斗争，不少人为了包产到户家破人亡。杜润生为了总结推广群众包产到户经验，创造了过渡性的、阻力较少的概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与农户双层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集体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机制”、“股份合作制”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对“包产到户”，杜润生为农民争取到了合法地“试一试”包产到户的权利。他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采用过的“耕者有其田”，代替被左派反对的“土地私有化”。
为了说服对包产到户思想不通的干部，万里赞扬杜润生是“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当省委书记会上有争论时，当时的领导人让杜润生去讲讲，他从工厂工人可以负责一台机床，完成生产计划定额的责任制讲起，说明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农民像工人负责机床一样负责一块土地的农业生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因此，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工人承包机器完成生产任务的责任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承包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在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杜润生尽力说服了对包产到户有所怀疑的高级干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全党高度一致的支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于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等等赞颂之词，杜润生连连摆手，谦逊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杜润生—主要作品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
《中国农村的选择》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
《杜润生改革论集》
《改革忆事》（于光远，杜润生 等著）
《杜润生文集》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