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格雷厄姆·格林的人生是完美的。他是成功的小说家，也是严肃的评论家。普通读者或许不记得他如何慧眼识珠、从色情文学堆里发掘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一定会被他精湛的写作技巧所折服。他一生著作颇丰。《布赖顿硬糖》、《人性的因素》等多部“严肃小说”为他确立起稳固的文学地位；《斯坦布尔列车》、《密使》等“消遣小说”又替他赚到了大把的钞票和显赫的名声。因此，他可以由着性子、大写特写自己喜欢的题材———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真正卸下面具，不去满足文学评委，不用向市场负责，唯一要做的是讨好自己。

短篇集《二十一个故事》就是这样一种作品。21个短篇写于1929到1954年之间。25年里，格林笔耕不辍，留下大量长篇佳作。在多部长篇的创作间隙，一些小而精巧的片段被刻意遗落下来。这些故事，短的不过寥寥数页，长的也不过十来页。无论是题材、抑或风格，都与其长篇小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好比一把万能钥匙，拿着它，谁都可以进入格林的文学王国，轻松畅游一番。

不得不说，格林的小说很光滑，阅读也是轻快的。但在轻快之外，仍会有某种莫名的压抑。这种压抑感是格林小说特有的气味，有别于主流文学“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的偏好。用格林的话说，《二十一个故事》写的是普通人。他们深陷于某种危机之中，亲手犯下原罪，或是旁观罪孽的发生。此后的人生就像是戴着镣铐行走于钢丝之上，摇摇晃晃、步履不定，每前行一步就增加了一份危险。此时，只有上帝可以宽恕他们，但事实是没有上帝，也没有救赎。

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很容易从《二十一个故事》里读出两个格林。一方面，他抱持招牌式的玩世不恭，身上涌动对戏剧化的强烈渴望。每一个故事就是一次道德事件。然而，他始终不曾袒露自己的道德观，也无意化身圣人去普度身陷荒谬现实的普通人。很多时候，他只是操着手、远远旁观的路人，既不介入，也不参与，更不提供任何意见(哪怕只是一些用过即弃、没有营养的陋见)。因为他知道，人性已然堕落，谁也不能阻止。此情此景，就连万能的上帝也束手无策，还谈什么道德？于是，在《二十一个故事》里，我们只见他超然地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世界的分崩离析，笔下半是讽刺、半是刻薄，只差没有笑出声来。比如《情色电影》一篇，渐入老境的男人与妻子同游暹罗，为了解闷看起小黄片，却没想到片中主角却是年轻时的自己。同样，我们也不必担心《哎，可怜的马林》里备受腹鸣症折磨的小职员马林先生，反正他不会像契诃夫的小文官切尔维亚科夫一样纠结至死。相反，他更乐于让自己成为众人的笑柄。

与此对应的是另一个格林。他很严肃，也很阴暗，他牢牢抓着童年创伤，不肯轻易放下。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一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在潜意识里影响成年后的自己。换言之，心智尚未成熟时遭受的伤害，往往比成年后更具杀伤力。细看格林的一生，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独自承受着命里的痛苦，终其一生都没有缓过神来。他一心想要和尔虞我诈的成人世界一刀两断，却又断之不得。于是从中汲取了满满的毒液，并时刻准备着将毒汁喷洒到四周。

小说家扎迪·史密斯很推崇格林，她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格林作品的真义：“在格林那里，通往善的道路并不真实存在，通往或多或少的邪恶的道路倒有千百万条。”是的，格林当然不会相信“人性本善”的论断。自毁性的躁郁症，从根源上谋杀了可能有过的善念，使他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怀疑论者。他深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间是处于“天堂与地狱的两个永恒之间”的“被怀疑与质疑的灰色地带”。因而，尽管日子过得多姿多彩，五颜六色的绚烂之境终究与他无缘。在他文字的肌理间，永远流动着一股极端的、暧昧的、根深蒂固的灰色暗流，拉扯着他向人性的幽暗处奔去。

这样的格林“嗜”黑无度，且有着明显的暴力倾向。小说不过是他掌心里的玩物，只为满足他私人的暴力美学。尽管“恶”可能存在千百种形式(暴力、犯罪、背叛、堕落)，但其根源(或者说路径)永远只有一条，那就是童年，确切地说是童年时代遭受过的精神创伤。《二十一个故事》虚构了一场极致的堕落人性的狂欢。格林写人性的堕落，常常着眼于其对幼小心灵的腐蚀。小说中，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儿童视角，有时直接参与讲述，有时保持中立旁观，有时隐身文本之后。故事里的孩子，无论是《散场》的拉着弟弟的手、看着他死去的彼得，还是《地下室》里碰巧撞见桃色丑闻的菲利浦，都是事实上的受害者：人生尚未展开，还没看清世界的模样，就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人性争斗。其后的人生就像是破砖烂瓦，碎了一地。

但格林很清醒，他清楚地知道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生活”。小说里的每一个人———从成人到孩子(连7岁孩子都不例外)———众口一词地咒骂着“该死的生活”。那么，如何打破僵局？或者说，如何彻底毁掉这生活？是像大人一样在法庭上作伪证、瞒着妻子养小情人，甚至于借酒浇愁、拿起枪支对准自己的脑门？不。在格林这里，懦弱无能的成年人比棉花还要软弱，只能将他们一步一步送上死路。或者，不如试试简单粗暴的方式吧。好比是毁灭者，举起锤子对准房梁狠狠砸下；或者干脆像平基(小说《布赖顿硬糖》主人公)那样，将棒棒糖直接插入敌人的喉咙。

一言以蔽之，《二十一个故事》不适合满嘴梦想的小清新和一脸明媚的玻璃心。它太残酷，不给人任何想象的余地。如果这是梦，那也是漫漫长夜的一场噩梦。如果是童话，大约只能算是黑色童话了。格林不是天生的悲观者，也不对世界抱有无谓的乐观。所谓乐观，或者希望，在他看来，不过是在苦口苦心的黄连汤里添上一勺甜得发腻的奶油，“是人类自欺欺人的又一个表征罢了”。较之毫无根据的乐观，他更迷恋纯粹的绝望。于是，他取道弗洛伊德，从梦境分析中找到慰藉，并将之运用于写作。在对世界行使了一番玩世不恭的嘲讽之后，他很快回到一生写作的最初(也是最终)的母题，以阴沉再现阴沉，以黑暗对付黑暗，进而完成了一位作家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