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头的年纪，大小演出也算“千帆过尽”，我已经极少再为一场演唱会而疯狂。然而今年六月，再忙的工作都必须放下，再多的琐事都可以抛开，我不远千里打飞的奔赴台北小巨蛋，为的是去见证（朝圣）一场民歌的盛会。对于所有热爱流行音乐并深受民歌滋养的文艺青年来说，那真是一个会在记忆中闪闪发光很久的夜晚，那些属于民歌时代的重量级名字和曾经影响过我们青春成长的歌手一一登场：杨弦、胡德夫、吴楚楚、李建复、苏来、包美圣、王海玲、齐豫、潘越云、万芳……我听到了“再唱一段思想起”的《月琴》，听到了“花落红花落红”的《秋蝉》，听到了《乡愁四韵》《美丽岛》《龙的传人》《橄榄树》，我和我身边的台湾歌迷们一起合唱着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有人拍红了手，有人激动落泪……所以时隔一个多月，当我翻读马世芳这本《耳朵借我》，脑海中首先交叠回闪着那个夜晚动人的一幕幕。

被勾连起的热闹与冷清

那一晚，马世芳也上场了。他和他的母亲——民歌时代最重要的推手、被誉为“民歌之母”的资深广播人陶晓清担任演唱会中间的串场人。两代台湾著名音乐DJ，完成了血脉上的传承，也完成了音乐推广上的传承。受益于家庭氛围的熏陶，孩童时的马世芳就已经在自家客厅里参与见证了轰轰烈烈的台湾民歌运动，而后“民歌本人”马世芳（语出他时常讲到的一个笑话）也一直在用文字和广播两个渠道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自己喜欢的音乐。不只是推荐而已，让人叹服的还有他所做的歌曲背后的细致爬梳与整理工作，他这样用心的听者，不仅让音乐人的努力和付出有了价值和尊严，也让如我一般有志精进的乐迷寻获指引，丰厚了听觉的支撑增添了玩味的乐趣，逐步建立起感性聆听之外的审美高度。

还记得几年前，无意中读到马世芳《昨日书》里的一篇关于李泰祥两首作品《告别》和《不要告别》的故事，恍然惊觉，原来在歌词微妙的似与不似间，竟流转着因唱片公司版权问题而触发的曲折再创作历程，旧作新歌互相影响彼此激发，才最终诞生了华语乐坛两首不朽名作。文中遍布大小知识与典故，甚至还“考据癖”般引用了不少二十年前专辑里的文案资料，而且连唐晓诗演唱的第一版《不要告别》母带未曾发行却曾公开播放过这样不怎么为人所知的细节，马世芳也如数家珍——这固然和他广播人身份得天独厚的优势密不可分，但也看得出背后功课做得极其扎实和深入。

这篇文章给我印象极深，不仅因为《告别》是我极度钟爱的歌曲，更因为经由马世芳的书写与勾连，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作为“大众娱乐”的流行音乐，也可以拥有属于文学的优雅与历史的厚重，兼具丰富掌故与优美文笔，既有知识性更有可读性——而这，也是我读完《耳朵借我》的最深感受。马世芳除了拥有一对比我们多数乐迷更敏感的耳朵外，更重要的，他还有一双好笔，在“作品热闹，叙述冷清”的台湾乐坛，马世芳以己之力将写歌发展成了一个艺术门类，爬梳乐史、累积论述、导引乐迷，最终沉淀出属于华语乐坛的“文化教养”。

如果没有马世芳的书写

如果没有马世芳的书写，我不会知道我特别喜欢的那首，将历代诗词巧妙剪裁入歌，美到几乎可以作为古典文学范本教材的《浮生千山路》里，“凉静风恬”一句词作者陈幸蕙原初版写的其实是“雨净风恬”，只因潘越云错唱成“两”而不得不改了谐音字；

如果没有马世芳的书写，我不会知道那首传唱甚广的由李太祥、三毛合作写就由齐豫演唱的《橄榄树》，里面那句“我的故乡在远方”曾经在台湾戒严时代被审查委员会解读为影射“讽刺国府败退来台”而惨遭封杀禁播，唱片公司被迫把“流浪远方”改成“流浪流浪”；

如果没有马世芳的书写，我不会知道几乎每个华人都会唱的《龙的传人》原本只是一首哀怨压抑的民谣，与我们熟悉的悲壮情绪相去甚远，而它遭禁又走红的历程更是淋漓尽致诠释了“歌曲反映时代”的深刻含义；如果没有马世芳的书写，我也不会知道《美丽岛》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七零年代“笠”诗社女诗人陈秀喜的作品《台湾》——只是原诗并没有“美丽岛”，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典出《左传》的古雅词句也都是词作者的“置入”，甚至也是在他的解释下，我才会明白最后一句“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四个有点奇怪好笑的并列意象里其实包容贯穿着台湾悠久的历史和风俗变迁……

马世芳借由音乐深入书写时代，带我们重温那些被误解、被轻蔑、被遗忘，被屏蔽却犹然美丽的大小声音。很多故事，再不说，就没有人知道；而更多故事，仍埋在散漫的时空底下，有待挖掘整理。幸好还有马世芳。

流行音乐被建立起历史意义

《美丽岛》是书中多篇文章都提到的一首歌。这首由李双泽和梁景峰于1977年创作的歌曲，原本应该是首明亮欢悦的作品，然而后来发生的事，竟使这首歌辗转成为台湾最重大的政治反抗事件的标题，为它披上了悲情色彩。而《美丽岛》也是对民歌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首歌，不仅因为它历尽沧桑曲折与台湾近代历史的种种颠簸紧密相连，也因为曲作者李双泽是最早提出“唱自己的歌”的那个人。

“唱自己的歌”是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民歌运动的核心精神，无论是杨弦在中山堂举办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陶晓清在中广开辟民歌节目并成立民风乐府，还是随后的金韵奖、大学城歌唱比赛，台湾乐坛慢慢从失语症中找回了自己的语言，以民歌为起点，开启了战后重要的文化复兴，更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有意思的是，在“民歌四十”演唱会现场，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时间落差。台湾的观众，大多数已是中老年，我左边坐着两位生于六零年代末的妈妈辈，右边坐着的老奶奶已经八十高龄，年纪整整大我四轮，她们来缅怀自己的青春时代。而内地来的却多数都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如同打口碟是普及西洋流行文化教养的功臣，这些漂洋过海以至晚着陆十来年的民歌（华语流行歌曲）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这其中除了有来自电台的熏陶，一份在网络流传多年的“台湾流行音乐百佳专辑”榜单也功不可没。这个评选的发起人正是马世芳，他参考滚石百碟榜的精神，将起初只是《台大人文报》校园刊物上的一期台湾流行音乐专题，最终发展成一场工程浩大又影响深远的企划评选，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圈标杆性的指南导引。

所以我想，不管是这本《耳朵借我》，还是马世芳曾经写下并将继续写下的那些歌曲故事，其最重要的价值，正在于建立起了流行音乐的历史意义。流行音乐既有属于娱乐消费的一面，也有属于文化的一面，马世芳以他孜孜不倦的整理和书写，让我们摆脱了对歌曲的单纯情感好恶，凝聚出对流行音乐更深一层的敬意，并由此构筑起视野辽阔的瞭望塔台。于是张开耳朵，我们才能获知航向。

我们因此听懂了许多歌的故事，关于缘分，共鸣，召唤，也听懂了由无数人所串起的音乐历史。于是我们可以见歌不只是歌，于是我们可以听得见那旋律歌词里埋伏着的启蒙咒语，听得出那些警句和寓言，听得出艺术家以音乐为载体所偷渡的理念和意图实现的理想，听得出那承载又或宣泄了的时代激情……

书里马世芳在写到他2012年跟随台湾“走江湖”来南京巡演，听到全场一百多位歌迷全数跟着合唱《美丽岛》，而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其实他不知道，更早的2007年，在广州珠江边一家酒吧的胡德夫专场演出中，我就和许多素不相识的内地文艺青年，跟着Kimbo一字不漏地唱着“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听多了就会明白，能够跨越地域无惧时间，留住在这些歌里的最好的部分，是自由，是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