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0年到1940年，150年之间，科技革命让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天翻地覆：电话、电灯、火车、飞机、电视机、抗生素……人类为现代社会的“降生”而准备的发明清单根本无法悉数列举。然而，今天，我们或许偶尔还会为这些看似平凡却实则伟大的发明而暗自激动，却已无法真正道清它们的价值。

曾几何时，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点点改变都会令人心潮澎湃。正如，我仍然记得读书的时候，许多人还会对科幻小说中对未来世界的描写而憧憬不已。但今天已经不会有太多人去确信作家们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描写，会真的有一天成为现实。

这样的改变究竟是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的高度，亦或是人们丧失掉了追求创新的动力而陷入 “停滞”？答案显而易见：人类社会在科技发展等方面，或许已进入瓶颈期，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们迎来了“大停滞”。

“大停滞”是考恩在他的作品《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中提出的观点。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明星”，曾经在《创造性破坏》和《创造你自己的经济》等作品中，就对现代社会的创新进行过详细讨论。而这一次，考恩的讨论则将视野聚焦在现代创新的经济贡献上，他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创新的真正价值提出了怀疑。

事实上，考恩并不是唯一一位思考美国社会陷入“发展困境”的学者。提出过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的政治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和硅谷的“创投教父”彼得·蒂尔也都曾就这一现象进行过思考。2012年，福山和蒂尔还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一番长谈。更有趣的是，据透露，考恩就是在蒂尔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大停滞”理论。

当然，和政治史学家的福山、企业家蒂尔相比较，考恩对于“大停滞”现象显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角度。在《大停滞》这本书中，考恩提出，之所以美国社会出现“大停滞”，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曾经拥有的“低垂的果实”基本被采摘完结了。

“低垂的果实”是考恩“大停滞”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的含义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中能获得的“唾手可得的物质财富”。考恩在考察了美国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史后指出，从17世纪以来的300年中，美国人一直生活在这种“唾手可得”的状态中，美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大量的“低垂的果实”。具体而言，这种“低垂的果实”可以大致被分为三类——大片闲置的土地、大量的移民劳动者和强大的科技。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些“低垂的果实”逐渐消失，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放缓。于是，“科技处于一个高位停滞期，而我们恰恰坐在最顶端”。更为通俗的解释就是，美国人快要将前辈祖先创下的老本吃尽，却仍没有栽种出新的“果实”。这种困境正是造成目前美国社会陷入“大停滞”的根本原因。

或许，很多读者读到这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21世纪以来的互联网革命不是可以算是人类社会的“新科技革命”吗？对此，考恩显然并没有忽视这一点。

他承认，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且将会对下一代产生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但关键在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新的“低垂的果实”更多是出现在人们的头脑和电脑中，而不是经济的创收部门。也由此，考恩借助他经济学家的专业视角，对现代兴起的“互联网革命”提出了反思。

考恩提出，互联网是公共产品，但我们却不能因之而自动受益——就像我们从之前的电灯、电话等发明创造中获得的那些益处；另外，互联网的大部分价值只在个人层面上实现，而不会出现在生产力的统计数据上，使用互联网或许反而有可能会降低GDP的净值；更重要的是，相比于之前的科技革命和科技突破，网络活动创造的工作机会和社会收入要少得多，也由此至少是在经济学上，网络创新为人类社会贡献的福利可能并不如我们所预期的多。

考恩的这种质疑，与彼得?蒂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蒂尔的《从0到1》那本书中，作者也曾批评人们将过多的精力放置在互联网创新中，以至于现代社会几乎所有重大创新均发生在互联网领域。而在同样重要的生物技术、太空探索、能源替代等科技领域，人们所花费的精力则要少得多，以至于过去几十年内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对此，我们应当指出，无论是考恩还是蒂尔，他们对人类社会的革新过于倚重互联网的担忧或许自有道理，但他们将人们对于互联网经济过于偏爱，视作是科技乃至于经济发展陷入“大停滞”的原因，恐怕就有失偏颇了。

例如，考恩认为互联网经济有可能造成经济统计数据下滑的现象，就值得我们思考。到底是由于互联网经济不适应我们已经习惯的统计方式，而使得新的经济模式有问题，还是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不适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模式的需求，而亟待做出改变，这才是我们应当反思的。很显然，互联网经济的生产模式和服务模式，已经改变了传统产业部门的结构和流程，它所带来的变革是革命性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重塑。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统计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新经济模式发展的需求，自然也就无法真实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正如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斯蒂格利茨会所提到的，“一方面，GDP事实上可能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早高标准；另一方面，经济和数字领域的进步也为提升这种糟糕的衡量标准创造了机会”。

另外，考恩提到的，互联网经济无法给人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观点，也值得商榷。我们应当看到，互联网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的供需模式不同，是一种共享模式。这样的模式使得传统供需两端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这样的模式中，人们遭遇的现实是，你每一次利用自身优势和长处向他人提供的“援助”，都可能产生经济回报，这种回报的价格或许低于传统产业部门提供的价格，但是你获得的机会（订单）却将远远多于传统产业部门。新近崛起的新兴企业Uber正是最好的例子，它通过自身的平台为人们提供拼车服务，让许多普通人有了开展“第二职业”的机会，你只要有一部车，不需要多豪华，就能加入到它的服务平台里，为他人提供服务，并帮助自己赢得第二份收入。据了解，目前Uber还将这种共享模式延伸到餐饮配送、礼物配送等领域。这就是互联网经济最大的魅力。

更宏观的来看，互联网经济的产生也将塑造许多新的产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生产流水线、以公路、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或许会有所衰退，但是以路由器、网络通信设施、传感器等为代表的新 “基础设施”将酝酿更大的机会。互联网经济的更迭速度更快，对设施布局的延展性要求更高，也就会为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正如《大数据时代》的作者徐子沛所说，互联网在即将到来的“万物互联”的时代，一定会创造出更加巨大的经济价值。

当然，在互联网经济上的误判，无碍我们对考恩的“大停滞”理念给予重视。特别是对于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如何避免“低垂的果实”过早被采摘殆尽，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就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对此，考恩给美国社会提出的建议，或许也对我们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例如，改变和创新政府的监管水平，不要过于高估经济发展的前景，不惜投入为未来培育创新“果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采纳的良策。

在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科学家的作用。因为，无论是现在已经获得实质性突破的互联网经济，还是其他尖端科技领域，都离不开科学家的努力。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收益，或许无法简单地进行定量的统计，却是我们培育“低垂的果实”所必须实施的付出。所以，鼓励基础科学的研究，提高科学家在全社会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样来见，考恩的敦敦教诲，事实上就是要重新唤起人们对科学怀有美好的向往和憧憬。那样，“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才不会沦为纯粹的口号，而真的成为全社会共同持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