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作者。此公属于那种兴趣广泛，既专且能，精于跨学科研究的神人：他是经济学家，因为他用了20年的时间，研究经济和产业问题，并为之著书立说。他还是一位信息分析专家，因为他为新华社培训专业人才，为研究单位授课，为信息专业带研究生，并且同样有《分析的艺术》等专著问世。他还是公共政策问题专家，他知道，在中国，唯有把一切要办的事情转变为公共政策，才能见效。因此，为了成就项目，他要拿出很多时间在各级官员中出没，与各种公共政策问题打交道。他还是一个令人奇怪的城市学者，以研究城市为职志，游走于三四百个外国城市之间，书架上摆满了这些城市的资料和地图，周围还有一大帮从院士到总师的建筑界朋友。因为研究城市，他顺便还成了一个超级“驴友”，十几年间，走过70多个国家，驾驶越野车穿越中国大部分沙漠，并且在无人区里出生入死。与此同时，他还把战略与地缘政治列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知道，常人以为莫测高深的战略研究，不过是一个代表着高层与宏观的概念，与未来、趋势和拐点关系甚大。大约是沾了这个光，他出入中南海，成为最高层领导人的座上客。

我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位神人，只好用他的自我定义来给他定位：“永远只是一个学者，属于那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点小忙的学者。”

此书就是他帮小忙的产物。在马航MH370失联第六天，当事情乱成了一锅粥，全世界还在这粥里摸爬滚打的时候，他就做出了简明而清醒的判断。这一判断在两天后以安邦信息简报的形式公之于众。简报说：

从三月八日以来，安邦的研究力量一直在跟踪研究有关的信息动态，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与现在众口一词的‘说法’完全不同，与各式各样的阴谋论的故事性解读，更是天壤之别。事情可能是简单的，没有必要戏剧化。马航班机MH370航班很可能是发生了严重的故障，仪表基本失灵，电力系统崩溃或部分失效，只能依靠飞行员目测飞行。机长和副驾驶飞行经验丰富，他们在使用手动飞行装置的条件下，用尽全力在挽救飞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试图劫机的罪犯。马来西亚方面盲目搜查了机长的住宅，这是非常没有尊严的行为，今后的解释将非常困难。

在分析了马来西亚为什么突然改称机长劫机，和“人为关闭、劫机、二次雷达”这三个活跃在西方媒体的关键词之后，这一简报以审慎的口吻写下了最后一段话：

“要真正了解MH370事件的前因后果，肯定需要很长时间，也许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在这种性质的调查中，马来西亚肯定是无法主导的，因而政治原因是可以排除物，全世界都希望了解最终结果是什么，波音公司也要对这个型号的飞机予以新的验证，出具公司报告，现在的分析，都是从最大可能性的分析逻辑来推断，安邦信息分析人员的结论，也许值得参考，有助于厘清事实。”

此书的作者提醒读者：

“这篇报告重点强调了两个问题：第一点是，MH370的失联是单纯的故障，而不是劫机或是恐怖袭击；第二点是，机长是一位英雄，而不是罪犯。”

九天之后，当马来西亚总统纳吉布宣布“MH370航班在印度洋南部终结”的时候，这两点得到了各国的认同。

安邦发布这一简报的目的，是“在风浪大作的夜海中点亮一盏灯，希望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为深陷迷茫和误区的中国新闻界指明一个方向。”然而，这盏理性之灯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中国新闻界对这盏灯发出的科技之光视而不见，仍旧深陷在迷茫和误区之中。本来足以在这场混乱的信息大战中获取最佳信息分析桂冠的中国，不但失去了让各国刮目相看的机会，而且在盲目的搜救中，错失了时机，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重要的是汲取教训和经验。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不惜一切代价，几乎做了能够做的一切。通过这件事，应该积累起来应对这类事件的知识和技能，从不惜代价走向有效应对。“如果什么事情都不惜代价，那这个国家是不成熟的，也是缺乏效率的。”作者指出，马航MH370失联事件暴露了中国的弱项：政府部门的人才，能力、资源和知识储备，都只够应对常规事务，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政府部门就会力不从心，不但反应迟缓，还会出错。

那么，应该如何改进呢？作者提出了建立集中式领导体制的办法。这种体制“要求政府原有部门序列管好各自的资源，执行各自的任务，而决策由集中式领导部门来做。”领导部门的决策是否正确，需要具备知识和技能两个条件。知识层面，一是“掌握部门资源的分布，知道哪里有什么，知道哪里的人能够做什么。”二是有一个有效的，精心设计的顾问制度。以便在外界智库的帮助下，做出合理、有效的判断和决策。”技能层面，“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信息，集中式领导机制的有效运作，是通过信息和信息分析来实现的。如果驾驭信息的能力有明显的缺陷，则资源的调配就可能出现问题，任务的执行也难以落实，判断就可能出现失误。……而缺乏有效信息支持的集中式领导体制，更易出现的状况还在于，无效运作或空转的局面，很可能只有一个‘高大上’的形象，但无实质效果。”

在这里，作者含蓄地批评了中国海空两方面的不足，海军只能在近海活动，还没有到达远洋的能力。这与中国的微薄的海洋文化有关，而要发展海洋文化，“海洋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空军的作用，更多的是在国内而非国外发挥。要让空军飞出去，必须建立有效的国际安全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外交场上的握手点头，而是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它需要意识形态的共识，政治体制的相类，“没有取得别人的信任，这种关系是难以建立的。”

那么，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呢？作者拿出了他久蓄于心的答案：重塑国家形象。“中国应该在世界上以一种高举和平主义大旗的形象去营造自己的国际地位，减少世界各国的不信任。”作者百思不得其解：“35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造成平民大量伤亡战争的世界大国，甚至连北欧那些奉行和平路线的国家都有不少参加过平民大量死伤的阿富汗战争。这样的事实为什么不去善加利用，营造自己的大国形象？”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不管是怎样的神人，见过多少世面，走过多少国家，作者依然无可救药地坚守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不管学了什么专业，精通几种外语，作者血管中流淌的依然是“每念社稷，动忧苍生”式的忧国忧民。他试图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中国避短扬长，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以崭新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心良苦，艰乎其路。看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智库学者”，而此书也不仅仅是一本信息分析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