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论集《看，这个世界》中，奈保尔为自己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的文学运命深感不平。在他看来，作为一位印度裔作家，父亲从来没有在特立尼达取得可能的成功。虽然他有很多写作素材，比如早年的苦难经历等，但书写这些内容，会让父亲觉得很痛苦，而“他不愿意在写作时面对痛苦”。更重要的是，即便写出来，在特立尼达也不会有人感兴趣，因为那里没有这种写作传统，“特立尼达历史上的暴行太多了，写个人痛苦会招致嘲笑”。这种自白式的写作传统根本不可能在特立尼达获得回应，所以不仅父亲的写作题材只能徒然浪费，他个人的文学生涯也注定不会成功，“在另外一个社会有可能造就他成为一名作家的素材，始终未能得见天日”。

奈保尔多年来一直为父亲失败的小说家生涯耿耿于怀，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正是因为父亲的失败，反倒迫促奈保尔很早就认识到像他这样一个出身在海岛却抱着文学雄心的写作者，必须竭力找到更开阔独特的书写可能，才有望避免特立尼达这个孤悬海隅的小地方所带给他的限制。换句话说，失败的小说家父亲的个人失败，及时地成为奈保尔的写作指南，让他时刻警醒那些文学道路上的三岔口与死胡同。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随笔集《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中的数篇文字都是有关西帕萨德·奈保尔的——— 他对奈保尔来说，实在意义非凡。

十一岁时，奈保尔萌发了要当一名作家的愿望。这一想法正是在他听父亲时不时念作品的时候逐渐产生的。有时，这可能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远大前程》，或是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欧·亨利和莫泊桑的短篇故事，有时又可能是西帕萨德自己的创作。与其说是这些作品的趣味对奈保尔产生了吸引力，不如说是因为父亲的讲述，使得哪怕是《尤里乌斯·凯撒》中的篇章都“呈现出童话的一面”，沾染上一点“安徒生笔下的故事”意味，因此奈保尔一度发现自己读书远不及听故事来得有感觉，晦涩难懂的书面语言让他有迷失之感。

这种迷失之感不仅是听故事与读故事之间的差异，更将敏感的奈保尔带入到另一种文化困境上来。晦涩难懂的书本，让奈保尔“迷失在社会或历史的细节中”，伴随着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而来的是另一种文化认知：“给了我这个愿望的文学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远离我们原有世界的世界。”也就是说，奈保尔当时所拥有的社会知识——— 如他所言，那是一种记忆模糊的乡村印度和混杂的殖民世界共同交织而成的经验印象——— 无法使他成功进入狄更斯、莫泊桑、康拉德的世界，他们之间“有两个世界的距离”。

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奈保尔是极少数那种拥有极端敏感特质的作家。这种敏感并不只是限于对日常生活的犀利观察，抑或伤春悲秋的呢喃感受，而是具有对不同文明之间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之下个人生活的敏锐洞察力。基于这种敏感，殖民地生活通常带给作家的那种狭隘格局，或是如其批评沃尔科特的将“痛苦”作廉价处理之类的手法，并未成为奈保尔文学开端的障碍，相反如何打破这种限制，如何正视自己与狄更斯、康拉德之间确实存在“两个世界的距离”，如何在封闭排外、记忆缺失的殖民地生活中找到并且清理出一个自己的世界，恰恰成了奈保尔的文学开端。

但意识到限制并不意味着能够摆脱限制。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奈保尔的文学开端都是失败的——— 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声音，他误以为写作就是一种“展示”。愁眉不展之际，他非常偶然地意识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创作素材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疏远的、族群混居的城市街道，以及之前的乡村生活、记忆中的印度生活方式。”这种困惑，也迫使奈保尔重新思考了小说的定义。虽然虚构是小说不言自明的要义，但奈保尔认为小说又该是真实的，小说是“来自对虚构部分抛弃”，或是“透过虚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实”。

这当然是个令人心折的关于小说的漂亮界定，毫无疑问，这只能出于行家笔下。但奈保尔关于小说的重新认识，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他透过对早年特立尼达的生活记忆的接纳，改变了对殖民地居民的身份认知，他接受殖民地居民这一文化身份所带来的限制，因为“限制也可以是有吸引力的”。

而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注，这种希望通过小说再度把握现实的观念，使得奈保尔对那种虚荣浮泛、卖弄才识的英国式写作深自警惕。在《茉莉花》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小说家们的成见反映了一个由惯例和规矩统治的社会，一个过分结构井然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阅读与其说是为了探险，不如说是为了比较，为了找到他们了解的或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东西”。程式化的写作，建构了一个看似稳定的社会，导致文学沦为一种“自言自语”，不再睁眼看世界，最终写无可写，文学的乐趣很快转变为“词语的乐趣”。

按照奈保尔对于写作的定义，写作意指“一种观看和感受的方式”，而“每一种写作，其实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品”，即便是最奇炫的幻想，事实上也脱离不了作者所处的社会建制。因此，当奈保尔返过身去，捡拾起自己的童年时光，忘掉牛津和伦敦，不仅意味着他终于发现了切合自己的创作素材，更在于他的文学开端呈现出一种深入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意图——— 重要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看到什么，是如何清理、解释自己的世界。

奈保尔在诺奖典礼上演讲，坦承自己并不认同普鲁斯特所谓“写作靠天赋”的说法，他认为“写作靠的是运气和辛劳”。足够辛劳的人，有时确实能换来一点好运气。就在奈保尔即将消耗穷尽他的童年素材之时，他有了一次意外的任务，前往加勒比和旧时的西班牙大陆上前奴隶殖民地游历。对一位天赋慧眼并且有意识训练观察能力的写作者来说，游历不啻是一次绝佳的契机。正是在游历的过程中，奈保尔避免了童年素材的耗竭所带来的可能的文学危机，进而还唤醒了他的历史意识，并使他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萌生新的看法。也就是说，此时的奈保尔已然从书写街道生活的喜剧作者转型为直击历史和文明痛处的杰出观察家。

奈保尔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诺奖委员会的评语是：“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一语中的。事实上，奈保尔作品的价值即在于他总是试图“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而真实其实是来自对被扭曲的历史的发现。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现书名中的关键词“黑暗”了。在获奖演说中，奈保尔讲到他从小就有“两个世界”的感觉：一个是高大的瓦楞铁门外的世界，一个是家里的世界。作为特立尼达的新移民，奈保尔家依靠与外部世界隔绝来自我保护，如此可以继续“生活在我们那个衰落的印度”，“我们朝内看，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外面的世界以一种黑暗的形式存在着”。关起门来的里面的世界，因为排外保守，而暗淡无光；大铁门外的世界，那个宗主国的世界，则因为完全与奈保尔的成长经验格格不入，同样暗淡无光。这两个黑暗的世界围绕在奈保尔周围，如果你甘于沉溺在这种黑暗之中，那最终仍旧是殖民地小地方人的命运模板——— 思想简单，生活简单，终其一生，躲在铁门之内。但奈保尔的不凡，就在于他敏锐地把握住了身边的“黑暗世界”，并且让它们成为自己的写作主题：土著、殖民者、宗主国、印度、英国、非洲以及伊斯兰世界。而这恰恰也是奈保尔父亲的失败之处，他既无视铁门外的世界，也无力让自己摆脱局促封闭的门内的世界。

就此而言，《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一书不仅承续了《看，这个世界》的主题，关于“视而不见”所带给写作者的诸多限制的讨论，同时，它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如何从复杂的生存环境与文化身份的限制中开启自己的文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