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9.27（周日）

　　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图书馆

　　嘉宾：郦菁　包刚升　张昕　刘擎

　　主持：李伟为

刘擎： 在20世纪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大的灾难和冲突，包括大屠杀，这样一些非常悲惨的政治、历史和民族之间的事件，值得我们思考。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迈克尔·曼这位著名社会学家的著作。我一般的经验是，我和年轻人在一起讨论，自己学到的总是更多。所以今天我愿意作为一个主持人，起协调作用，让他们三位来主讲。包刚升老师最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这部著作的书评，对这本书有比较全面的看法，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批评意见，我们先请包刚升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

包刚升：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要在一个具有非常多样性的多族群、多宗教社会实现治理，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大家要知道，不同的族群集团和宗教集团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多有着重大差异的特质很难短时间内消失。

但令我惊奇的是，我多年前开始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发现国内学界关于如何在一个大国实现多族群治理的研究文献非常之少。然而，在西方学界，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关于如何在多族群、多宗教社会实现一种有效的公共治理，却是一个重大议题。为什么多族群社会的国家治理是一个重大议题呢？按照美国杜克大学著名族群政治学家霍洛维茨的说法，族群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这说明它是非常普遍。另一位学者估算说，冷战之后，全球范围内大约三分之二的武装冲突和族群—宗教因素有关。通过这些资讯，我们可以看出族群政治和族群冲突这样的议题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今天在场的四位学者都会同意，《民主的阴暗面》是一本重要的书——尽管我们每个人对这本书都有不同的观点。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内迄今为止关于族群冲突这一议题上引起最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作品，这是非常可贵的事情。我想，这本书受到关注有三个原因。第一，议题的重要性。族群政治、族群冲突和族群清洗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第二，作者的重要性。迈克尔·曼是一位重量级学者，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第三，作者将族群政治、族群清洗和民主联系起来了，而民主通常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作者竟然认为族群清洗可能是民主引发的，这样的观点自然备受关注。

那么，迈克尔·曼到底说了什么呢？在他看来，民主意味着多数统治。大家基本上都认同，所谓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统治通常又被视为多数统治。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按照迈克尔·曼的说法——这种多数统治有可能演变为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的统治，或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族群对居于被支配地位的次要族群的统治。如果这种统治有可能走向我们熟知的英国思想家密尔和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提醒的“多数暴政”的话，那么这种多族群社会的民主统治会演变为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的暴政，而其中一个极端形式就是族群清洗或种族清洗，也就是多数族群要把少数族群从他们的领地上清除出去。这就是作者的基本逻辑。迈克尔·曼用一句话总结他的主要观点：“蓄意性谋杀的族群清洗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它是民主的阴暗面。”当然，其实我并不是很赞同迈克尔·曼的主要论点，我后面还会再讨论。

郦菁：刚刚包老师大概讲了这本书的主要的观点，我想主要讲的是这本书的理论出发点。迈克尔·曼在开篇就提出，种族清洗这一极端政治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代性内部一个重要的张力——即民主和民族这一对概念之间的张力，即demos和ethnos之间的张力。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性的重要面向，但是它们其实是有独立的历史起源的，虽然它们可能由相同的结构动因所推动。

先讲民主。民主是什么？包老师是专门研究民主的，包老师您怎么看？

包刚升：民主一般有两个定义。一个是实质性民主，所谓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统治又被视为多数的统治。但这个定义有一个缺点，就是难以衡量，如何判定一个政治体是否真的是人民统治呢？所以，后来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简单来说，民主就是大众参与、精英竞争的一种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现在关于民主的典型定义就是这两种。

郦菁：包老师讲得很好。此外我想补充的是，民主还意味着平等的公民权。也就是说，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但是抽象的公民权。然而在抽象的公民身份之外，个体必然还有其他的特质，你可以是男人、女人或LGBT，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有自己的宗教，或你属于一定的阶级。在民主制下，解决这些不同的属性及相关利益冲突的根本方法是在民主制内部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政治妥协和协商来实现利益的分配。这也是我理解的民主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民主制的产生与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等等都有关系。或按照另一些政治学家的说法，最早在西欧是因为连绵战争导致了国家要向公民收税、征兵，国家与民众不断在历史过程中协商，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和公民权。

那么“民族”这个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民族和民主不一样，它不容忍差异，根本要求是形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有共同的起源，信奉共同的宗教和文化范式，拥有共同的“民族特质”。这虽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和民主是不一样的，要求高度同质。因此在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在一定地域内的主导民族，把他们（女性很少参与民族特质的建构）的宗教观念、政治安排和历史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语言都强加到境内弱小民族身上。这是一个残酷的民族建构过程，只不过有些和缓而漫长，有些激进而血腥。

民族这种新的身份认同也是现代性的产物。比如说盖尔纳（Gellner）在他的名作《民族与民族主义》里就讲道，民族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城市工业需要同质化的劳动力，以及一个更加广泛的沟通媒介，国家以全国性的教育系统为基础，并联合知识分子，利用前现代的“高文化” （high culture, 如基督教等）建构出了所谓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安德森（Anderson）的观点和盖尔纳又有点不一样，他认为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对于规模效应的追求导致了方言的消亡和民族语言的诞生，此后报纸和小说这些现代公共空间的主要交流媒介都以民族语言来书写。因之，民族是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冲击下，隶属传统社会的各种身份崩溃后新兴的一种身份认同，是现代社会一种新的共同体。

因此民主和民族是现代性的两个不同的面向，且它们是有独立的起源的。但是在西欧民族国家建立、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当中，民主和民族这两个政治上重要的新运动，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产生了耦合，就是相互勾连起来。它们相互渗透交织，汲取对方的资源。比如说对于民主来说，现在的民主是有边界的——即在民族国家内部；对于民族来说，它也吸收了现代民主的一些政治愿景，比如说平等的观念。所以在民族内部，作为共同体的成员，相互之间理应是平等的，拥有平等的公民权。但是，这一对政治概念之间的张力似乎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民族建构过程当中，强大民族不断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强加他者身上来实现同化，而弱小民族很多时候处于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二等公民。这并不符合日益高涨的民主愿景和民族共同体内部平等的许诺，必然激起各种形式的民族矛盾。而弱小的民族因为对于民主特别是平等的期待，往往更容易产生新的民族主义，进而有主权的要求。这就是很多民族国家产生的典型过程，如希腊，爱尔兰等。失败的例子如被土耳其人压迫的亚美尼亚人，还有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

迈克尔·曼在书中提到了各种不同形式和烈度的民族同化手段，皆是在民主与民族内在张力的背景下展开的，且总是伴随着各种政治矛盾。其中最极端的形式就是种族清洗。换言之，种族清洗是现代性中民主与民族的内在张力必然会导致的恶果，虽然种族清洗的发生需要一系列极端的条件。当然，反过来，也有一系列政策手段可以缓和民族冲突，但决不能彻底根除种族清洗死灰复燃的可能；因为这种可能是根植于现代政治内部的。特别是80年代之后，按照迈克尔·曼的观点，种族清洗发生的概率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包括他讲到了两个最近的例子：一个是卢旺达，一个是南斯拉夫，都在90年代之后。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世界在80年代之后发生了三个最主要的巨变。

简单来说，第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衰落，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蜕变，第三个是世俗主义受到挑战。在这之前，这三种重要的政治资源重构了战后的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种族清洗的可能性。

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把民族问题变成一个阶级问题，把民族矛盾变成国家掌控的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种族清洗（或以不同形式出现，如红色高棉）。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的崩解使得阶级斗争方案丧失合法性，民主化再次成为主流。但是8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看似一统天下，但也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战后的“嵌入性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是一个政治经济方案，强调妥协和政治协商，现在却成了一个纯粹的经济方案，那就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只讲市场，无法为缓解民族问题提供为何政治资源。还有一个就是世俗主义的衰落。大家知道一战、二战之后，一批新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建国，世俗主义影响很大，宗教和政治分开。而8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在民族独立和经济政治反战等方面都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所以世俗主义本身也遭到了宗教极端主义回潮的挑战。宗教极端主义回潮和种族清洗之间有一个很强的关系，不光是伊斯兰教，印度教甚至佛教也有类似的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曼才要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写这本书。他看到种族清洗作为现代性的内在阴暗面无法根除，是民主与民族内部张力的体现；而最近几十年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又使种族清洗进一步抬头。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都亟需讨论这个问题。

刘擎：感谢郦菁老师，她追溯了现代性当中民主和民族的关系。她给出了一个轮廓性的框架解释，很好地呈现出一个基本的脉络，我们下面请张昕老师。

张昕：迈克尔·曼是UCLA社会学系的教授。这本书的封腰上第一句话说是“韦伯之后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会愿意接受这样的抬头，但说迈克尔·曼是现在在世的英语世界社会学领域最知名、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学者之一，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如果说要有一个社会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在世的社会学家当中，他可能是最有资格获奖的首批候选人之一。

曼教授的这本书在出版之后不久就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分部的年度最佳著作的大奖。对于在比较历史社会学这个领域当中工作的社会学家来讲，那应该是最高的学术荣誉。如果说没记错，此后他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四卷本当中的第三卷，又再次获得了这个大奖。在06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他的《社会权力来源》的第一卷出版的某一个纪念日，英语世界里面的一些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来纪念这本书的出版，并对曼的社会学理论给出了全面的批评。会后这些文章由剑桥大学出了一个论文集，书名叫《权力的解析》，副标题是“迈克尔·曼的社会理论”。作为一个学者来讲，世界级的学者聚在一起来以你的名字来出这样一个专辑，来纪念和全面评价你个人的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我自己有幸在读博期间上过他的课，虽然我不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但是对社会学很感兴趣。当时上过迈克尔·曼的比较宏观社会学，当时我们也讨论过他的另一本和《民主的阴暗面》堪称姊妹篇的著作《法西斯主义者》。迈克尔·曼先生非常的谦和，虽然在学界有非常高的地位，但是上课对待学生，包括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天，都非常的谦和。

另外还有一点，他的书的整体研究风格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比较历史、宏观社会学。都有什么呢？都有非常宏大的比较框架，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都跨越了一个很宽广的维度。像这本书当中涉及到的案例，跨越了很多不同的历史阶段，很多不同具体的地区和国别。所以这样的宽度和广度，是这个学科分支往往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迈克尔·曼自己的研究一直沿袭了这样一个研究的风格。

我非常简短地说一下对这本书的几点核心的看法，因为书的内容非常庞杂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框架，要理解它并不容易。第一我是接着包老师和郦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说他把这个种族清洗的现象认为是现代性的恶性的后果。这当中的含义非常的丰富。两位都提了“人民”和“族群”（“民族”）这两个概念本身内在的张力。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问一步：为什么这个张力必定是在现代性这个条件下得以展开，而且最后在特定条件下会变成一个最极端的形式，就是种族清洗？

“人民”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普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也是政治现代性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特征。但是它的这个内在张力不仅存在于人民和族群之间。他这本书要提的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进入现代性之后，最重要的张力发生在人民和族群为分界线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而不是说性别的，而不是说像他这本书前面提到的，前现代社会当中主要的冲突是以阶级为分界的。他前面讲了人类社会发生过很多大规模的屠杀，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但是之前最主要的形式不是族群的，主要是阶级或者是阶层的，或者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但是为什么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民政治产生张力的最主要的对象变成了族群。这个我想是这本书提的很重要的一个点，也是他分析最主要的落脚点

第二个，在前面讲的已经构成了这一对最主要张力的前提下，为什么这样的张力在特定条件下，会以种族清洗的极端方式加以表达？也就是说我们哪怕知道今天在人民政治条件下最主要的冲突是同一个地缘边界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这假定已经是事实，这种冲突和张力并不一定需要借助物理意义上来消灭对方、尤其是消灭整个族群，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另外这本书最抓住我注意力的是，在什么特定条件下，刚刚讲的这一组之张力，最终会以种族清洗这样一种极端方式来得以舒张，得以表达。这是这本书当中第二个引起我最大关注的点。

刘擎：今天在座的观众不一定都是专业学者，所以他们两位老师是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说，现在我们开始有了初步的了解，可以继续深入下去。刚刚张昕老师说得非常好。这么大一本书，你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会失去焦点，湮没在细节里，他提醒大家这几个问题为什么重要。我读过包刚升老师写的书评，还有刘瑜老师写的书评，以及海外的一些评论当中，都对作者使用“民主的阴暗面”的说法有很大的保留，似乎他在概念化的方面存在失误。我一直疑惑，像曼这样一个大师级的社会学家犯这样一个初级的概念化的错误吗？我想请包刚升老师来谈谈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批评意见，而且言之有理。

包刚升：谢谢！实际上，迈克尔·曼的研究，他的某些观点，跟当代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在一些逻辑上是合拍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很多比较政治学者阐述过某种民主转型条件下族群冲突的逻辑。比如，在一个多族群的威权政体国家，如果这个国家不太发达、该国多个族群集团的历史恩怨又非常复杂，这样的国家启动民主转型，就容易导致一种情况，不同的族群集团会把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作为政治动员的符号。如果这种族群动员程度很高，加上政治竞争又很激烈，就有可能导致以族群为分裂线的政治冲突，也就是族群冲突。这是目前为止，很多比较政治学研究——无论是定性的个案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已经呈现的某种逻辑。所以，迈克尔·曼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及其逻辑，似乎跟当代比较政治学主流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拍的。

但是，迈克尔·曼的主要论点能否成立，却还需要经过更为严格的逻辑拷问。我想，我们对一部作品的主要观点是否赞同，首先不是在细节，而是在于核心逻辑。我“发明”了一个名词，叫“社会科学三板斧”。面对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我们可以用“社会科学三板斧”去砍一砍，看看是否能砍得动。什么是“社会科学三板斧”呢？第一，概念是否清晰？第二，逻辑是否严密？第三，经验证据是否有效？这也是很多学者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套路。当然，政治哲学有所区别。但你只要做经验研究，你大概会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在座可能还有不少是各大学的研究生同学，你们以后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没有太多时间，我只能简略地讨论《民主的阴暗面》。第一，是概念问题。到底什么是“民主的阴暗面”？迈克尔·曼是怎么说的？他还说到另一个概念，叫“民主的扭曲面（perversion）”。《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在这本书出版时有一个采访，记者问迈克尔·曼：一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教授说，其实他所说的“民主的阴暗面”是指“失败了的民主的阴暗面”，你同意吗？迈克尔·曼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大家又发现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失败了的民主的阴暗面”。那么，到底这个“民主的阴暗面”是什么呢？

刘擎：他自己用了一个词叫变态形式（perversion）。

包刚升：对，民主的变态形式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扭曲形式。所以，到底是“民主的阴暗面”，还是“失败了的民主的阴暗面”，还是民主彻底被转化后的一种变态或扭曲的形式？迈克尔·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陈述。所以，这部作品的立论要成立，恐怕首先要界定到底什么是“民主的阴暗面”。

第二，逻辑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很大。首先，迈克尔·曼同意，并非所有多族群社会的民主政体都容易导致族群冲突，或者说都容易导致族群清洗或种族清洗。大家要注意，这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民主政体都导致族群冲突或族群清洗。其次，并非威权政体制就能避免族群冲突或族群清洗。这样，这个逻辑就变得很微妙。一方面，不是所有的民主政体都导致族群冲突；另一方面，不是威权政体就可以避免族群冲突。

换一种说法，我根据作者的陈述大致发现，如果说一个政体是民主的，它要导致族群清洗，中间还需要其他某种复杂的条件，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它是非民主政体，也同样发生过一些族群清洗的案例，那么非民主政体加上何种条件会导致族群清洗呢？这里，大家看到两个不同的公式：第一个公式是，民主政体加上某个X变量导致族群清洗，第二个公式是非民主政体加某个Y变量导致族群清洗。如果是这样，大家实际上会发现，政体不是导致族群清洗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在族群清洗的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更加本质的因果机制在起作用。这是这项研究最为核心的逻辑问题。

再进一步说“第三板斧”，经验证据是否有效？也就是说，作者提供的经验证据是否支持他的主要论点与逻辑。这部作品在这一问题上最大的缺憾是什么呢？该书的四个主要案例——当时的土耳其（在亚美尼亚）、纳粹德国、卢旺达、南斯拉夫——是民主政体吗？我在《读书》杂志的评论中专门介绍了一个政体评级机构的数据，这一评级包括了过去两百年全球50万人口以上政治体的每年民主评级，最民主为10分，最不民主未-10分。这四个国家发生族群清洗时，没有一个国家达到0分以上，所以四国都不是民主国家。比如，纳粹德国是是-9分，是威权程度最高的威权国家之一。迈克尔·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所以，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这项研究的硬伤：“作者试图用非民主政体下的族群清洗来论证族群清洗是民主的阴暗面”。

迈克尔·曼的完整观点其实是这样的，他认为，对于防止族群清洗来说，成熟民主政体优于稳定的威权政体，而稳定的威权政体优于新兴的民主政体。对于一个历史恩怨复杂的多族群国家来说，如果要防止族群清洗，迈克尔·曼认为，成熟稳定的民主政体是最好的；如果不是成熟稳定的民主政体呢？稳定的威权政体则相对比较有利；最危险的是新兴的民主政体。这是作者更加完整的逻辑，但这个逻辑与这部作品的主要论点或书名之间还是差异很大。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迈克尔·曼的完整观点应该是——民主的某种大幅度扭曲形式更有可能导致族群清洗。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又回到我最初对他主要观点和逻辑的批评上。所以，《民主的阴暗面》在论证上存有硬伤。当然，这并不能否认这本书的其他价值。特别是，我认为这部作品中文版的上市，可以有效地激发国内学界和媒体对于族群政治的关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刘擎：包老师更全面的观点，大家可以看他的评论文章，发表在今年第八期《读书》上。我是仔细研究了，也发现许多外国学者的评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包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逻辑也非常清楚。但是，我还是愿意为迈克尔·曼做一点点辩护，首先他说的不是The Dark Side of Democratic Regimes（民主政体的阴暗面），而是说Democracy（民主）。这个Democracy的概念很宽泛，包含了民主的欲望、冲动和理想，以及民主化的进程和某种意义上的民主体制。对于民主体制，他给出案例当中有北美对原住民的所谓种族清洗。虽然这是高度争议的。

我最后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不是一个标题党。（读者笑）我想先请郦菁老师、张昕老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应。

郦菁：我学的也是宏观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基本上这一类研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如国家、阶级都不是容易表述的，当然还有民主。所以大家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迈克尔·曼在这里讲“民主”的时候，指的是“大众政治时代”，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民主政体。大众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新形态，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根本变革。现代性下，一方面是国家不断地侵入和控制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也不断地渗透国家，其结果是政治不再由一小群政治精英控制，远离人民的日常生活。政治本质上成为大众的事情。虽然民主政权是大众政治时代的主导形式之一，但被西方划出民主阵营的威权政体甚至集权政体都属于大众政治的时代。在非民主政体内部，虽然公民与国家之间没有制度化、形式化的问责方式（如选举），但民意对国家的决策和合法性仍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查韦斯的委内瑞拉，还有纳粹根本是人民选上台的。在大众政治时代里，民意有可能变得狂暴而不受控制，最终酿成非意料的悲剧。

张昕：曼这里用的核心民主概念，可能还真不是我们所谓主流比较政治学当中经常看到的政体性质意义上的。当然对具体的案例我们可以一个个看，但是概念上确实不是比较政治学中所谓的民主和专制的差别。刚才郦老师谈了很多次所谓的大众政治，就是政治不再是一小撮人或者是一两个人可以控制的事物，它的公共性、它的大众性已经变成任何一个政体都必须以不同方式加以承认的事实，曼的书是在讨论这个意义上的民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书，前面好几位都谈到的最最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就是这是一个现代性的后果，曼一直没有说这是民主化的后果。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讲，原来是没有选举的，现在有了有规律的选举，政治领导人被定期更换，就发生了所谓的民主转型，他不是在这个层面上讲的民主；而是讲大众政治的到来，作为现代的政治形态，被认为是合法合理的，是被广泛接受的这么一种政治形态，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民主。

刘擎：做理论的概念化，有一个Generalization（一般化）和Differentiation（分殊化）的平衡。就族裔清洗的问题，你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人性的阴暗面”，这当然是对的，但过于宽泛了，对我们的认识没有多少帮助。因此要做更具体的分殊化。如果你分殊到更加特定具体的层面，在认识上更加确切，但你要面对和处理的反例可能就更多。许多评论者都认为，曼将族群清洗的问题界定为“民主的阴暗面”在概念上是恰当的。他自己明确坦言，这归咎于民主的“变态”，但为什么要泛泛而论把账算在民主的头上？所以我同意对他概念化不当的这个批评，但我试图去理解他这样做的缘由。

为什么曼要对民主给出了一个很宽泛的理解？它是一种理念，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也作为一种政治化的过程，包括一种政体和政体不同阶段。他在这里根本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在他看来民主与民主的变态形式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我们一般认为，现代民主是包容性的，或者说是容纳性的（inclusive）。在现代之前，政治是少数人的事，而现代民主就是不断地逐渐向社会大众开放，这是我们对民主关注的主要面向。但是，曼的著作着眼于让我们关注民主其实是有另一个面向，它有排斥性（exclusion）。这个议题实际上很早就有人指出过，其中著名的思想家就是卡尔·施密特。我猜测，曼受到了施密特的启发和影响，我的猜测不是没有证据的。在这本书中，无论是文献还是索引，对施米特只字未提。但曼肯定是了解施米特的。2002年出版的一本书叫The Enemy: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曼在书的背面写了推荐语，其中称施密特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刚刚张昕老师提到曼的另一部著作《法西斯主义者》，在2004年出版，这本书在77页之后，大概有30页全部都是在讨论卡尔·施密特，超过了对任何其他思想家的援引。当然他和施密特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但有相当同情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施密特的思想中有一些重要的洞见。第一，是所谓“大众现代性”（popular modernity）的概念。这是出现在神权政治之后，已经没有超验的神圣东西赋予政治的正当性，只有一个世俗主义的人民主权的概念。但是将人民主权神圣化是一个拟制的政治神学，就是说现代政治把人民主权当作像君权神授一样的概念，赋予政治的正当性。施密特的“人民主权”基本上是一个意志论的概念，人民的意志本身是一切政治的基础，其次才可以谈规范。施密特的第二个观点更加重要，他认为民主根本不是专制的反义词，关键在于人民的意志是否得以体现，民主政治就是大众政治，大众政治可以是专政的，也可以是代议制的。施密特当然知道，作为整体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物，实际上存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怎么来形成“人民的意志”？谁来代表人民呢？这里面永远存在代表（representation）的问题，以及代表失真的问题。无论是专政类的民主制还是代议制民主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实际上，曼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讨论自由民主制的那个章节，就看到了代表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自由民主是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其实就是罗伯特·达尔后来讲的“多头政治”，众人聚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然后国家在中间起一个调停的作用。但是施密特非常反对这种多元民主的方式，认为这根本无法达成人民的意志，而且这样的民主政治会陷入无止境的争吵，既不强健也不稳定。这可能是施密特的误判。但他提出的另一种方式特别特别有意思，在理论上似乎更加彻底。他说真的要形成“人民的意志”，那人民应该是同一性的，或者说是均质的或者同质性的。只有大家是一样的，万众一心才会有同一性，才会有一个意志，才能可以让领袖来代表全体人民，这才能保证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但是施密特非常清楚，在现实世界中政治的同一性并不存在，那么怎么办？就要通过同一化的过程来实现，这就是人民（或者民族）的“净化”，通过排斥异己分子达到政治的同一性，这种排斥过程就是“清洗”（cleansing）。

我觉得迈克尔·曼受到了施密特的激发和启示，认为民主政治中人民意志的达成是永恒的问题。整个民主政治，无论是作为政治欲望，政治化的过程和政体的建立，永远无法摆脱同一化或者净化的要求。在曼的笔下，自由民主政体实际上也有同一化的过程，也有一定的清洗，因为自由民主政体对多样性的容纳不是无限的，必须有一个底线。但曼指出，成熟的自由民主政体会通过更加温和的方式来净化，比如说文化和思想同化方式，有时也需要有一点压制性，但一般来说不至于走向极端，走向他说“谋杀性的族群清洗”。然而，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自由民主政体可以容纳无限的多样性。否则，亨廷顿也不会充满焦虑地讨论“我们是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提出“民主的阴暗面”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变态民主的负面后果，那种残暴的清洗；另一个意思是指民主政治本身总是潜藏着一种幽暗的可能性，所谓“dark side”是隐而不彰的暗面。这个幽暗面是危险的，但挥之不去。因为民主本身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的政治方式，人民的意志和实存的众人的意愿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那么试图净化人民或民族，使人民达到同一性，就是一个永远的诱惑。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民主政治的紧张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克服或者应对。但在某些条件下，在某种条件组合出现的情况下，那种最极端、最残暴的谋杀性清洗方式就会重新出场，成为一个特别具有感召力的选项。我认为这是曼的根本问题意识所在，也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从来不是一份甜蜜的礼物，而是一种挑战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