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充分畅享全球化及世界文明交流成果的我们，往往很难想象，这一百年来，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那些智力程度和社会发展程度不亚于中国的一些国家，曾经经历过那么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并给后代留下了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时代在发展，但种族主义话语却依然存在。

法国著名学者塔吉耶夫曾将作为现代现象的种族主义理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狭义的现代理论，这一理论将种族主义看成是“人种”分类活动的直接结果，而这种分类是在18世纪中期完成的，最初的博物学家兼人类学家，如林奈、布丰等进行分类工作就是最明显的表现；第二类是极端狭义的现代理论，这种理论将种族主义缩小为明确的种族确定能力，似乎为“人种不平等”学说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第三类则是广义的现代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西方近代化初期就出现了前面的几种种族主义理论类型，对“血统”或“种族”的强调往往无法脱离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而从实际影响来看，第三类也即广义的现代理论为后来现代种族话语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制度基础。

在此基础上，作为一个将社会分析与历史梳理巧妙结合的叙述者，迈克尔·曼在书中首次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近代才出现了残忍的种族清洗行为，而且很多行为往往是在所谓“民主”的旗号下进行的，不管是较早时期的殖民主义种族灭绝、亚美尼亚大屠杀、纳粹大屠杀，还是发生在当代印度、印尼的种族大屠杀，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即便是在所谓民主的社会制度下，为何仍然会出现那些骇人听闻的种族残杀？作者在书中指出，从法国大革命至今的民族国家体制，其基础都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动员之上的，这些体制都可以被概括为是广义上的民主体制，但在这之下，却还有不同的区分，其一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体制，这种体制承认民主自决的社群也即人民是各阶级和文化的综合体，而整个制度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各社群利益与话语的协调者角色；另一种则是“有机民主”（organic democracy）体制，这种体制将全体国民视作是一个同质同构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便成为全体国民统一意志的象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排他性的“人民”话语，而历史上所出现的一些种族清洗行动如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往往就是在这种被标注为“人民”的话语下进行的。迈克尔·曼的分析既指向具体的事例，又具有充分的理论阐释，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

我们不要以为种族清洗或屠杀都是十恶不赦的人干的。美国学者丹尼尔·希罗和克拉克·麦考利曾提示我们，如果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来看，种族屠杀不是失去理性的行为，不是某种发了疯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往往会以偏概全地看待自己群体以外的对方群体——也就是把非我族类刻板化，这就极容易导致将自己所认定的敌对者全体妖魔化。而我们一旦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就可能被情绪——愤怒、羞辱、恐惧、怨恨——引导向暴力，继而对阻碍我们或危及我们安全的人大肆屠杀。而在这当中，很多普通人的 “平庸的恶”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到处可见的、不经意的“恶”，正是汉娜·阿伦特在旁听纳粹刽子手审判之后得出的一个判断，而恰恰是在那些民主却充斥着种族社会基础的背景下，在种族清洗的具体行动当中，到处都充斥着普通人的这些不平庸的屠杀与清洗暴行，而所有这些，才是真正可怕的东西。

我们并非没有解药，但最难的是要破除深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栅栏。单单有所谓的民主是不够的，一个更加平权理性的社会，一个拥有足够群体间交流空间的社会，一个承认文化与文明多样性的社会，才能防止那种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才能真正有效地面对种族话语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