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卡雷小说的叙事者，正像他本人一样，总是置身于“圈外”视角。很多时候，主人公是一个情报圈外人。出于某种隐秘的激情，他不断深入，寻查一种圈内秘密。

写过《纳尼亚传奇》的剑桥中古文学教授C. S. 刘易斯，1944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纪念集会上演讲，题目叫《圈内》（The Inner Ring）。

他先从《战争与和平》中一段小故事讲起。当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走进大厅，一位全副配饰勋章的老将军正在跟安德烈公爵说话。安德烈一见到鲍里斯，立即向他点头微笑，把那位正向他恳切陈述事务的老将军扔在一边，用略带法国味的俄语口音对他说：“好的，你稍等。”这音调戏谑嘲讽，故作高人一等，表示轻蔑对方。鲍里斯瞬间领悟到，原来表面上由军队条例规定的官阶体系之下，另有一种真正的阶级体系，在那个体系中，一位紫色脸膛（由此可见）、全副戎配的老将军急切期待一位下级军官拨冗听他汇报，而在他等候期间，那位下级军官正在跟另一位更低级军官亲热叙旧。

于是刘易斯说，是有这样一种东西，它能超越表面上看来井然有序的社会阶级体系，这东西无可名状，看起来不过是一些外人弄不清的切口和绰号，一种只有置身其内的人使用的隐晦说话方式，他称之为Inner Ring——“圈内”。总是有一些人在“圈内”，有一些人在“圈外”，这圈子确实有那么一条边界——因为你总是会看到有一些人站在这条边界上，急切盼望进入其内。这个“圈子”，其准入或者驱逐向来无需正式手续。有人在被赶出去以后觉得他在其中。而吸纳某个人进入某个圈子这件事，向来是圈内人的一大乐子。

有趣的地方是，当你千辛万苦进入一个“圈子”后，会发现在“圈子”中更有另一个“圈子”。演讲者在此使用一个比喻：pierce through the skins of an onion——说这就好像是你在穿越一层层洋葱。刘易斯说，每个人在其一生中各个阶段，都在渴望进入某个“圈子”。这种渴望，并不能用维多利亚时代无数讽刺小说中的趋炎附势来解释。因为讽刺小说挖苦那些人,一心一意想要钻进的那个社交圈，只是无数“圈子”中的一种。大多数人（刘易斯在此对在座听众稍作恭维）并不渴望公爵夫人的邀请、明亮的大厅、香槟酒或甚至获悉贵族和内阁丑闻。他们甚至只是在渴望某一个神圣小阁楼，凑在桌前的脑袋，弥漫的香烟味，以及一些仅有我们少数几个人与闻的、秘密的“美妙知识”（delicious knowledge）。有时候它们以艺术之名聚集，有时候人们称之为“共产主义小团体”（communistic cterie）。

麦克尤恩那部表面上是间谍小说、实则是作者本人回顾叛逆青春与体制冲突的新作《甜牙》中，开头有一段提到“西方世界正在进行一场稳健革新”，提到新兵招募方式的变化（小说女主角此时试图加入军情五处），他说年轻人也许认为他们发现一种新的交往方式，昔日的壁垒据说正在从根基处崩解。但那著名的套路——“搭搭肩膀”如今还在用。“hand on the shoulder”这个词组，在很多英国间谍的回忆录中也常见到（它甚至是勒卡雷小说中人常用的身体语言）。似乎麦克尤恩生怕读者不理解这句话的重要之处，当他把小说第一章截出作为短篇小说单独发表于《纽约客》杂志时，直接使用这个词组作为小说名字。搭上肩膀的那只手，是一个间谍圈外人被纳入“圈内”的信号。这只手有时来自导师，有时来自朋友或同学。搭搭肩膀，新人加入读历史的人，都把孔子当作祖师爷。孔子修 《春秋》，开私家撰写史书之先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讲到孔子的编纂方法：“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录，阐述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为天下为人臣者立一道规矩。由于孔子后来获得圣人地位，对于他的这种做法，中国文人历来是认可的。一千余年后，唐人韩愈曾作解读：“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但这种删削，也给后人留下悬念：历史的真相和细节有多少被“削”掉了呢？到了清代，史家的使命早已没有孔夫子那么崇高了，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学人，更多的工作，就是在爬梳和整理史料，考订和辨析先人的成说，力图再现真实的历史场景。这种工作目标和方式，直到今天，还为历史学界广为使用，成为历史学家孜孜矻矻、永无止境的挑战和任务。通过学术研究，让被忽略的历史人物复位，让历史真相重现，这是史学家坚守自己岗位的重要使命，也是他们辛勤工作的乐趣所在。当然，这种考订和再现，和孔夫子一样，依然有着史学家自己的见解和分析，正是这种不同的思考和研究，使得对往事的叙述有着不同的角度。还应指出，历史真相的湮灭，并不都是由于编史者主观删削造成的，许多事件，知情者的第一手材料没有被披露，是研究缺位的主要原因。因而发现和收集史料，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第一手档案、书信、日记、照片等史料被大量披露，使得研究的空间得到巨大拓展，如何广泛运用新材料突破传统的陈说，是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此外，史料中还有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有的本身就是参与者布下的迷局，需要后人去破解。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康梁究竟把戊戌的真迹放大了多少呢？对此，近年来学界用功者甚多，忠文兄也是其中之一，看到他们的讨论和破疑解惑，我也得到很多的收获。

新人受到青睐满心欢喜，以为神秘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不久他却发现（此前他从未想到过）圈内有圈——正如刘易斯演讲中所提。这个圈内之圈，在《甜牙》女主角，是那个只有男性可以进入的间谍行动项目管理圈。而对勒卡雷小说中人来说，则是那个“圆场五楼会议室”。

圆场——circus，这个词本身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某种“圈子”。而五楼（fourth floor）或者顶楼（top floor）——这个勒卡雷小说中最神秘、最令人向往的所在，他笔下人物的内心圣地，其实也是作家本人试图借用虚构方式去染指的地方。当年在军情六处上班时，他偶尔去过，但他不属于那个地方，既不在那儿办公，也不参加那儿的每日例会——他在小说中揶揄的顶楼会议室晨祷。顶楼如此重要，以至几十年后他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顶楼仍占据对话重心，回忆六十年代间谍生活，勒卡雷首先就描绘顶楼景象。关于那地方，他可没有一句好话。“布满灰尘的小套间”、“像蛛网一样让人毛骨悚然的走廊”、“鱼眼凸面镜反射的扭曲形象”、“接见室老妇人的视线”。那地方既神秘又让他气馁。说起来，勒卡雷在《锅匠》中让圆场顶楼被一帮叛徒鼹鼠占据，暗中怀有的那种幸灾乐祸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评论者提及勒卡雷，有一个貌似内行的说法。因为他干过间谍，懂行，所以写得逼真。言下之意好像是在说，勒卡雷拥有一手好材料，写的都是亲身阅历。这其中包含双重低估，大概勒卡雷和MI6听着都会不以为然（尽管小说家和间谍都以给别人带来错觉为乐）。情报界人士会觉得，以勒卡雷当年的业内层级，他能知道几多顶楼秘辛？而在小说家这一头，那说法简直是无视其天赋虚构能力。

间谍老手退役写书写小说，在英国很常见。格林写《人性的因素》，其男主角在情报机构中的地位，跟作者本人差不多。在某个地区分管科室中，专门负责一个不太重要的小国。英国还有一位女间谍小说家，斯泰拉·瑞明顿（Stella Rimington），担任过军情五处最高主管，她在顶楼办公，那是《甜牙》女主角从未来到过的九十年代军情五处大楼。瑞明顿后来担任布克奖评委主席，欧洲文学界似乎很有些窃窃私语，把这当作冷战秘密机构向文学伸手的又一证据。

至于勒卡雷，他正是刘易斯所描述的那个以为自己已成圈内人士，却发现圈内更有小圈子的家伙。在可以查到的生平简历中，1948年，他在瑞士奥地利等地学德语时，被征入英国驻外军团情报机构负责审讯翻译。1952年，他在牛津大学念书，秘密为军情五处工作，收集汇报大学内左翼团体活动情况。1958年，正式加入军情五处。1960年，转而加入军情六处。在MI6工作期间，他很少有机会乘电梯攀上顶楼，向最高当局汇报工作。他从未像他的主人公史迈利那样，在顶楼有一间办公室。这个人物的原型部分来自约翰·宾姆（John Bingham）——勒卡雷最初起念要写间谍小说，也是接受他的建议。在情报界的地位，宾姆显然高于勒卡雷，据说二战时期英国著名的双重间谍计划“double cross”由他监管。

顶楼，表面上意味着机构内的地位层级，但在勒卡雷看来，顶楼更是一个秘密小圈子——一个他本人从未被纳入其中的秘密圈子。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那个秘密世界中，能不能获悉某些知识是由“圈内或是圈外”决定的。以勒卡雷在MI6（他小说中圆场）所处位置，他在小说中处理的各种秘密知识，想必主要来自他自己所谓底楼走廊闲言碎语，以及档案。勒卡雷学生时代参加过一些外围情报活动，六十年代正式加入MI6。其时冷战方兴，在军情六处办公大厦底楼人士看起来，世界大事好像都在顶楼会议室秘密决定。对顶楼（那个Inner Ring）秘密的向往，似乎构成勒卡雷小说叙事的内在动机。叙述者跟读者一起——事实上，叙述者带领读者不断追寻圆场顶楼的各种秘密知识。以至于勒卡雷间谍事件看上去近乎某种学术活动。勒卡雷式〇〇七的冒险事业，不是要拯救或摧毁一个世界，而是要揭露或遮盖一个知识洞穴。勒卡雷小说的主人公会为一份缺页的卷宗迅速行动起来，也会为一个记忆盲点彻夜不眠，他们在审讯中为一个词语的精确性反复质询，他们熟悉档案目录卡的关键词，但有时会迷失在卡片与卡片、文件与文件之间的关联线索中，为跳不出思路惯性而焦虑。总体而言，他们是一群愁眉苦脸的行业历史学家。他们最光彩照人的英勇时刻，是在书房中巧设计谋，让对手吐露一两条关键信息。终于打开通向秘密洞穴的门道。这种隐秘的求知欲望，也许是那些在情报机构中比勒卡雷级别更高的间谍小说家无法感受到的。也许在伊恩·弗莱明、约翰·宾姆、斯泰拉·瑞明顿们那个圈子中，勒卡雷笔下的这类秘密知识是自由共享的。他们熟视无睹，无法想象这些知识本身便可以是惊心动魄的悬念。

勒卡雷小说的叙事者，正像他本人一样，总是置身于“圈外”视角。很多时候，主人公是一个情报圈外人。出于某种隐秘的激情，他不断深入，寻查一种圈内秘密。即使史迈利，在《锅匠》中也已无奈退休，从圈外对顶楼那个腐坏的圈内发起独立调查。

这是一个极其狭窄的、极其受限的视角。就像是要不断挑战自己的叙事能力极限，勒卡雷有时甚至让他的叙述视角出自一个智力平庸的儿童，总是错误地判断大人们的举止行为。或者一个迟钝老妇，她所说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一种妄想。常常线索来自片言只语，甚至只是一幅模糊的照片，一个记号，一段外国语音（幸亏主人公恰好能听懂这种声音）。秘密知识的碎片（或甚至仅仅痕迹）在一种寻根究底的激情下，缓慢地勾画出整幅叙事蓝图。

这是勒卡雷独特的叙事技艺，来自他本人的隐秘动机，来自他年轻时代某种渴望。直到他七十五岁时，在他的新作《我们这样的叛徒》中，他仍然选择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来讲这个有关间谍和地下帮会两个小圈子的故事。

小说男女主人公是教师，是律师。这对情侣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懵里懵懂闯入两个秘密圈子的切汇处。他们不得不竭尽所能去理解那些难以理解的秘密事物。他们必须从家庭琐事中甄别真相，在网球场闲言碎语中竖起耳朵，努力识别外国人的身体语言和神态表情，从零开始学习俄罗斯帮会、情报机构、地下金融业务的各种行话切口习惯用语。当他们被英国间谍机构讯问时，他们只能从问题中寻找答案，从别人对他们的提问中领悟那些虽然是他们本人所见所闻，但他们之前从未意识到的重要内容。

他们既不是英国情报机构圈内人，也不是俄罗斯帮会洗钱业圈内人。出于小说叙事者自己也无法说清的动机，几乎可以说是主动地介入到事件中。与平常中产阶级人士对已发出危险警号事物的逃避本能相对峙的，正是这种对圈内秘密的向往。不说清楚这一点，读者恐怕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一对情侣不是转身离去，而是奋而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