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盖伊这个名字，中国的读者并不熟悉。虽然此前亦有他的作品被逐渐引进，如著名的《弗洛伊德传》《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施尼茨勒的世纪》等，但其写作风格的独特性，和所关注议题的多样性，往往让读者难以捕捉他的思维之脉络。直至《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崛起》出版，我们才渐渐看清了这位善于捏合多重脉络、以独特的材料展示西方思想与文明关键时期的历史学家。

彼得·盖伊运用了在历史学界少见的精神分析方法，善于从微观的、个人化的，甚至幽闭的材料入手，探讨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代人的兴衰，探究历史事件的运行方式，以向固有观念做出挑战，改变人们以往的错误观念。对于彼得·盖伊而言，将事实如实地呈现，填补历史知识地图中的空白，或者纠正过去研究中的严重错谬，是他一以贯之的史学写作思路。

这一点，在《布尔乔亚经验》系列上尤为明显。当他将研究重点放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再次详述这群早已饱受恶评的城市居民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性、爱、侵略等不符传统惯例的主题。

当彼得·盖伊结束关于启蒙运动的探索后，他便开始寻找其他的主题。而继启蒙之后的下一个世纪，自然而然首先引起了他的兴趣。对于19世纪，历史学界的关注点常常在于妇女、黑人、工人、革命等，与之前时代反差极大的主题，因为长久以来，19世纪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年代，而这种“变革”，自然也意味着历史的主体与此前占据历史主体地位的王权、贵族等群体完全不同。底层的角色开始受到了重视，并逐渐变为流行。然而，彼得·盖伊认为，这恰恰相对忽略了人数最多的中间阶层——布尔乔亚，布尔乔亚在19世纪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原意在改变人们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错误认识。彼得·盖伊让我们看到，真正奠定西方现代社会的，正是这群很少被关注的布尔乔亚阶层——中产阶级市民。他们曾被认为虚伪、冷漠，政治上投机，金钱上贪婪，可恰恰是这一群在维多利亚时期开始兴起的布尔乔亚们，成就了今日世界的奠基石。彼得·盖伊提出：布尔乔亚是进入19世纪乃至现代社会百年的关键。

19世纪被普遍认为是现代社会的开启，彼得·盖伊将这一时段的端点定在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的一二十年，到1914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或者说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迁。而布尔乔亚的兴起，正是与这个时代互为因果并驾齐驱：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大众品味的新兴；城市化、工业化、机械化……这些变革都是布尔乔亚的杰作。而作为中产阶级的布尔乔亚市民却被认为是自负、卑鄙、无耻的一个阶层。因此，在物质生活的进步和政治成就之中，在道德戒律与物质压力下，布尔乔亚来越担忧自身的文化变迁：社会地位、道德规范、宗教传统、家庭冲突……这些矛盾，正是彼得·盖伊独特检视整个人群以及这个时代的独特入手之处。五卷本的《布尔乔亚经验》系列，成为了奠定盖伊独一无二的风格和地位的划时代巨著。

作为受精神分析启发的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可谓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信徒。他曾在总结自己的研究动机时说道：

史学家要寻找发生在个人、团体、国家或军队之中的各种动机，因为，诸种动机其实是发源于生命中的三个主要范畴：文化教养、职业技艺、性格。”“历史的环境与事件，不论大或小，都是在个人性格、职业训练，以及世界运行之方式，三者的交织与冲突中所形塑而成，并导致各种事件的发生。”“史学家若对于人类潜意识中关于品味、性爱情欲、抉择等范畴，以及它们在人类有意识生活中所留下的痕迹投入相当的关注，便有可能触及人类心中那些本质性的力量。

因此，对于19世纪这个变革的年代，彼得·盖伊使用了这种独一无二的视角——用精神分析的笔触，从一些幽闭的领域入手。《布尔乔亚经验》的第一卷《感官的教育》就是这一计划的成功开篇，以布尔乔亚的性与爱为主题，探求这一时代的变革，以及现代人的内在精神冲突。

在他看来，性与爱是所有经验的起点，是对时代变迁的最原始反映。彼得·盖伊贯穿全书无微不至地引用了许多布尔乔亚的日记和书信、当时的情色小说、作家作品中的情爱段落，以及绘画、音乐等，以从心理线索追踪最直接的感官体验。比如全书引子之梅贝尔·托德的日记，就是彼得·盖伊全书的起点，也是启发他整部书稿主题的重要材料。彼得·盖伊坦言，当他看到托德的手稿后，便一鼓作气查明了托德的全部资料，最后确认她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19世纪布尔乔亚的典型代表。她的日记，和之后盖伊收集到的当时的众多性爱记录，既是19世纪布尔乔亚的性本能表达，实则也拉开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精神变革的伟大序幕。

彼得·盖伊关于布尔乔亚的研究计划历时20余年，自1970年代末，直至20世纪末，《布尔乔亚经验》系列共五卷，除开篇《感官的教育》以外，还有《温柔的热情》《仇恨的滋生》、《赤子之心》《乐趣之战》，分别从性爱、暴力、自我认知、教育理念、文学艺术等主题，展现出一幅构建于人类基本经验下的19世纪全景式时代画卷。其研究方法与成就，至今无人可比。《纽约时报》评价其“让几乎所有其他学者甘拜下风，是历史学界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