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活本身没有意义，那么就不可能想象别的有意义的事情。”翻开《论可能的生活》，仍能回想起第一次阅读它时的激动，不知不觉间，20年匆匆逝去。

赵汀阳感动读者之处在于三点：首先，专业味道浓厚的思辨方式；其二，契合了当时读者自我神化的阅读需求；其三，笔下有大量“金句”。

《论可能生活》当日的火爆，离不开上世纪90年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因启蒙退潮，一代人内心普遍出现空白，在赵汀阳之前，很少有作者能将伦理学写得这般明白如话，通过一番丝丝入扣的推理，使我们获得了检讨生活的新视角。

这或者就是哲思的无奈吧？它努力在逃避着被消费，可人们接受它，却往往是因为消费的理由。

盘点一下，《论可能生活》至少满足了这样几种心理需要：它设定了一个永恒，并告诉我们可以到达它，这使日常的苦痛成了“暂时”，从而稀释烦恼；它批判了“庸俗”的生活方式，给我们以高人一等的幻觉；它鼓励我们只要思想对了头，就能拥有幸福，为继续前行制造了借口；它反复论证现实性太低档，这让我们明白，自己混不开，皆因自己太高尚、太超脱了；它还阐述了“无立场的思想方法”，给了我们“见左批右、见右批左”的思想武器……

现实粉碎了曾经的好梦，所以我们惶惶不可终日，而从《论可能生活》中，我们发现，“永恒”还有一种更方便的言说方式，即“幸福”。这“幸福”，不是快乐，不是欲望满足，不是利益。它来自尘世，却高于尘世，我们注定无法把握它，甚至不能以它为目的，因为只有“自成目的”的行动才能给人带来幸福。

为达成这种超然的幸福，赵汀阳引入“可能生活”的概念。“可能生活”应从莱布尼茨“可能世界”的概念转化而来，意即在现实人生之外，我们还有无数种可能人生，而可能空间越大，生活便越丰富，幸福亦越多。

这大大提升了《论可能生活》一书的解释力，因为避免了将幸福具体化，而是模糊为“可能性”，这就避免了这样的反诘：真有幸福吗？为何我们常常感受不到？

人向往幸福，原本是因为它贴近感性经验，所以我们同意“活着就是为了幸福”，而《论可能生活》的妙处是以此入手，却将其抽象为超越快感、欲望的概念，从而完成了哲学化，这就打通了思辨与世俗的区隔。也许，赵汀阳真正想说的是自由、公正、创造性、无立场等，可戴上了“幸福”的手套，一切便生动了起来。

这种思想方法是有价值的，因为失去形而上的约束，我们很容易迷失在现实中，并因缺乏更高的追求而走向腐败。正如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所说，中国古代虽然创造了辉煌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但最终前者被腐化成一套僵死的礼仪制度，后者则被腐化成不折不扣的迷信。

牛马不知自己辛苦，猪猡不知自己肮脏，因为它们没有跳出环境去审视自己的能力，所以苦难就成了“必须”，一旦失去，反而感到恐慌。生而为人，我们拥有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天赋，但不能认为，这种天赋将无往不胜，事实上它也可能被长期蒙蔽。这就是为什么鲁迅会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沉痛的反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但是在形而上的甘美中，也有风险，毕竟它是用思辨堆砌起来的大厦，在它的诱惑下，我们往往丧失现实感。不能因为形而上的批判与启迪功能，就认为“应该”才是真实的，它比“实际”更高一等，事实是：任何一种应该，都有可能是不应该的，失去现实约束，形而上也会走向腐败，变成玄学。

在《论可能生活》的修订版中，赵汀阳加入了《两种罪行和闭着一只眼的伦理学》《法律的道德余地》《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等论文，正是这些“修订”，引来了种种争议。

比如在讨论死刑时，本书认为要惩恶，死刑已不够分量，应该让罪犯没有娱乐、不能结婚、不能探亲、吃不到美食，从而最大化地惩罚他……一边高谈阔论高等幸福，一边积极参与“人间地狱”的设计，这折射出纯思辨的残酷和反人道的一面。

再比如，书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概念，即“预付人权”，认为“一个人获得并接受了预付人权就意味着承诺了做人的责任”，可问题在于：那些尽不到这个责任的人，难道也就自动丧失了获得全部人权？

当然，一本书好书的价值就在于，不仅能让你频频说“是”，还能引你说“不”，每一次反复，都使阅读者的智慧得到提升。难忘《论可能生活》，恰恰是因为它提供了足够的反复犹豫的空间，这滋养了精神的成长。

尘世迷茫，我们需要永恒的烛照，但就算是已沐浴在永恒的光芒中吧，我们仍需警惕，仍需充满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