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年代:1968-1969 纽约-巴黎-布拉格-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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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这几番风波过后,布努艾尔虽然无意背弃反抗的初衷,但也在探索新的方法;他不想再做无谓的寻衅和抗议,而是反过来摸索着,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把现实表现得扭曲而古怪,开一些扰得人不自在的玩笑,这被罗伯特·伯纳云称作“甜蜜中的颠覆”。 本书主要有半途而废的电影节、五月、布拉格:春、布拉格:夏、纽约:冬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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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想象……想象,应该禁止……禁止
来源:东方早报 文/李公明
法国著名的剧作家让-克劳德·卡利耶尔的回忆录《乌托邦的年代》(戎容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表面上看来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文字感性和富于诗意,读起来似乎很轻松,可以在阳光下懒散地随意翻翻。但是认真读下去,会发现在作者的情景描述和自我反思中常有一种难以承受之重,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思辨的交织之重。它回忆一个年代,作者说,“我只是想尽量把那个年代的一些场面和一些声音找回来。我把它们用时间这条线索串起来——这也是我所具备的唯一线索。我既不妄称要重现历史,也不想妄作评论。我不过是在时代的大书中潦潦勾上几张草图而已。”(第11页)因此书中既没有全面俯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发生与演进过程,也不是探讨事件的原因、性质、影响、意义等历史和思想论题,只是把作者曾亲历的事件,在巴黎、纽约、布拉格等地接触过的人物,以及曾经有过的思想感受东鳞西爪地记录下来。有点像一幅幅青年造反者的行动剪影和思想拼图,作者以内心独白和凝视的目光弹奏着一首古老而年轻的歌谣。全书最后的结尾是,在世界各地街头弹奏吉他的青年,他目光缅邈,身边行人匆匆,“那年轻人自己并不知道,他的身上、眼睛里、歌喉中、十指黑黑的双手上,正存着一份我们众人的梦,是我们怠慢了它,我们失去了它。但是,尽管形疲神惫,这梦幻还是留连着,不忍心把我们遗弃。”(第172页)就这样,这部错过了几年,直到上周在北京三联中心才被我发现的小书使我感动了一把。
在作者不断飘忽的思绪和跳跃的论述中,实际上触及不少重要的社会议题,如在法国经济发展背后的贫富悬殊、冥顽不化的威权主义、傲慢的科层制度、无处不在的精神压抑、变态的民族主义情绪、陈腐的意识形态教条等等。与这些议题紧密相连的是本书的主题:乌托邦与革命。在沉闷压抑的背景中,一夜之间爆发出反抗主体异化的革命。“革命。这个词四处流传着。它从每一件印刷品的每一个段落里涌现出来。我们都是革命者,包括我在街上遇到的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但是,一场革命真的可能发生吗?”(第50页)不管革命是否真的发生,对于沉浸在乌托邦精神中的人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鲍勃·迪伦(Bob Dylan)在《郁结如麻》中唱的那样:“夜晚的咖啡馆传来音乐声,空气里弥漫革命的气息。”这是对一种气息的敏锐感受。那个年代是法兰西式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里面的主角不是什么二代,没有“老莫”或什么包子铺这样的集结地,有的是索尔邦的阶梯教室或奥代翁剧院,或者是被撬起鹅卵石的街道。乌托邦在这里就是狂放而真诚的普世主义精神,是行动改变生存的信念,是对想象力夺权的想象,与当代主流论述中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把理想主义带上暴力主义和恐怖主义道路的乌托邦主义不是一回事。它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但是在艺术和审美体验上却是长存的。
卡利耶尔不断谈到关于乌托邦的真实与虚幻的心理感受,但是美国神学家保罗·蒂里希却坚定地认为乌托邦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政治期望》第21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他还论述了乌托邦作为终极批判的基础和原则的超越性,有了它我们不会迷失在现实生活的成功与失败、期望与幻灭之中。因此,永远不要对乌托邦思想怀有敌意,蒂里希说:“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的精神。”
乌托邦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作用?乌托邦很可能永远都不能实现,永远只是一种面向未来、朝着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发出的呼唤。但是卡利耶尔宁愿相信,“它总是在我们的耳边轻声说:这是可能的,这不仅仅是黄金时代的旧梦重温;我们是真的有能力改变事物的,尽管历代所见的一切总和它唱着反调”(第164页)。他相信在我们心头的那首歌还是在唱下去,虽然历史欺负它、电视新闻打压它,但是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逼着我们看清世界的丑陋,它“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充盈了我们的感官,把我们身上平日里弛懈不用的反弹机制都调动了起来”(第165页)。
多年前我曾去过澳大利亚的一个叫林宾(Nimbin)的地方,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最东边,一个隐藏在丘林之中的小镇,是当年的青年造反者最后的乐园。到处是涂鸦和大幅招贴画,图像古怪,色彩鲜明。年轻人聚集在酒吧里吹拉弹唱,街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年轻的背包族;这里是奇装异服、各种古怪行为的汇集之处。据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有不少从学生造反运动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我看到的一些图片反映了那时的生活情景:开放的生活,在河流中沐浴、裸泳,在草地上一边晒干身体,一边读书。我参观了一间玻璃工艺品工厂和一间服装学校,都有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实验性质。镇上有一家政府的电台,但是工作人员都是自愿者。没有门卫,没有传达室,工作时只有两个人,设备简陋,但却是当地的社区文化建设中枢。这正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种政府部门,看来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但在这里实现了:它属于政府,但是由人民自由地运作……
那么,应该学会想象想象,应该思考为什么必须禁止禁止。当然,“前面的斗争是艰苦无情的……趁现在静下来了,最好再多睡一会儿吧。”(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