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1972年生，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被选刊转载并辑入年选。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青年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从清晨到日暮》等。

关于弋舟

《文学青年周刊》：你的朋友梁鸿说你是一个“为情所困”的人，也是一个拥有“过于明亮而悲伤的眼睛”的人，你怎么理解你自己身上“悲”和“多情”这两个特质？两者是否有关？你会怎样给一个陌生人，介绍“弋舟”这个人？

弋舟：梁鸿目光如炬。她所说的“为情所困”，一定不是单指男女之情，那样的话，一定是将“情”之所指狭隘化了。在那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我承认自己“为情所困”。我难以想象，一个不“多情”的人，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我曾经说过：1+1=2，于我而言，首先是一个充满了情感的结论，其次，它才是一个严谨的公式。这里面其实没有多少道理可讲，我不过是想藉此说明物理的世界在一个小说家眼里将会是如何呈现的。

而且，在我看来，“多情”还是和“多智”相匹配的，我们的智慧必须经由情感来驱使。当你对整个世界满含深情的时候，你必定会悲伤不已，于是，“多情”而不“悲戚”，对我来说，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两者就像是彼此的镜像，由此及彼，无可割裂。

曾经也有访谈者让我用一句话说明自己，当时我回答——我是一个力图平衡的跛足者。这个回答可能是在类似的访谈中我回答得最诚实、最恳切的一句话了，里面饱含了我此生太多的不足以为外人道的个人经验，陌生的听闻者可能会觉得不知所云，但你如果期望我诚实作答，我依然只能说出这句同样的话。我不是在故作高深，只是这里有着太多的苦衷。好在现实当中将这句话说给陌生人的概率几近于无，否则不免会令我像一个信口雌黄的人。

《文学青年周刊》：对一个新读者，你会如何给他介绍“弋舟的小说”？你会推荐他读哪部作品开始进入“弋舟的世界”？

弋舟：姑且让我们将这位“新读者”视为一个“理想读者”吧（否则我一定不会贸然给人介绍自己的小说），我会对他说：请放心，读弋舟的小说，至少不会令你觉得枉费了时间，因而顿感自己的这番阅读是踏空了自己的智力与情感。如果这位“理想读者”足够“理想”，那就请从《跛足之年》读起吧。如果这部长篇没有令你恼羞成怒到将书扔掉，那么好了，弋舟的世界欢迎你。这本书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尽管如今看来它显得何其古怪，但我觉得，它在文学意义上所设置的门槛，足以将大部分走马观花的人挡在门外。

《文学青年周刊》：写作之前，你专职画画，你喜欢谁的画呢？其和你喜欢的小说类型，有无共通之处呢？

弋舟：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一直是我的最爱，其次还有卢西安·弗洛伊德等人。席勒作品中抽象与具象的完美结合，以及画面中那种不安的情绪，如果转化为小说的表达，我觉得一定会非常出色，两种艺术在某个维度神奇地暗合了，相互间有种无法说明的规律性的一致。而弗洛伊德则似乎太粗暴了一些。杰出的艺术作品有时会和我们的气质相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之怀有欣赏之情。

《文学青年周刊》：你的简历上写着，你祖籍江苏，长在西安，现在长居兰州，这些与你有关的地名，几乎横跨中国。哪座城算是你的“故乡”？它们分别给了你哪些气质？

弋舟：正因为它们几乎“横跨中国”，所以我没有故乡。我的祖籍是南方，却北方生北方长，许多人对我说过，我的小说基本上还是“南方气质”的小说，如果当真如此，那么，这只能归结于血脉深处那些玄奥的因素了。至于个人气质，我觉得自己不南不北，倒也没有辜负“横跨中国”。作为一个小说家，这种“身份的焦虑”，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幸事，它使我被迫恪守了一种“异乡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的确立，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关于写作

《文学青年周刊》：谈谈你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时的情况：因何开始？是否受到他人或其他事物的影响？有哪些喜欢的作家和作品？

弋舟：我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起始点算在2000年（主要是这个日子比较好纪念，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我的虚荣心——仿佛“划时代”的日子真的到来了）。至于因何开始，的确是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有人问你因何开始呼吸一样。影响一定是有的，读了那么多书，个人禀赋以及后天际遇，都算是影响吧。喜欢的作家则是不胜枚举。我开始大量阅读的时候，先锋小说正在中国大行其道，所以对那一批作家，始终怀有某种近似“自己人”般的亲切之感，而这批作家中，到今天为止，格非始终在我的文学“万神殿”里占据着一席之地。他实在是太棒了，平衡感好极了，温文尔雅地残忍着，完全是一副“可持续发展”的派头。 《文学青年周刊》：谈谈你的处女作吧。第一篇小说，以及第一篇发表的小说，对你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

弋舟：处女作是没有写完的武侠小说，有趣的是，许多和我同辈的作家朋友居然都有着这样的开端——好像田耳就是这么开始的？其后我还写过一部大约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几易其稿，抄在很大、很专业的稿纸上，前前后后估计手写了上百万字。当然，这部小说最终放进了抽屉里。但它对我的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那时我不到20岁，我从这个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了写作之事的艰难与快乐，预习了如今我在工作中经历着的所有滋味，这就是一场真刀实枪的演习，让其后上了战场的我，面对枪林弹雨，没有下意识地抱头鼠窜。第一篇小说发表在我父亲做主编的一份行业刊物上，于我而言，这当然很重要——它从一开始就令我对自己写下的东西转化成印刷品没有抱以那种过度扭曲的虔诚之心。

《文学青年周刊》：你在创作谈《我们为什么写作》中（09年），提到最初写作是因为“我觉得画画，已经不足以满足我想要的表达。”这种用线条和色彩无法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你在文字中找到理想的表达了吗？

弋舟：这其实不过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回答。我想，当初自己开始写作，可能的确是出于一种对于“难度”的渴望，我个人觉得，写好小说，实在是件难度颇高的事。每门艺术都各美其美，否则也不需要分出诸多门类了。在我看来，每门艺术最应该强调的本质，正是其他艺术所无法替代的那一部分。所以，当有些论者分析我小说中的“画面感”时，我往往会觉得尴尬和羞耻，严重点儿的话，我会将其视为自己小说写作的失败。至于“这种用线条和色彩无法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以致我稍微想要聚精会神去思考，都会觉得眩晕。同时，我也必须承认，对于“这种东西”的理想表达，迄今我依然不过是阶段性地找到了部分的方式，对于“理想”的表达方式，我势必永远孜孜以求。

《文学青年周刊》：你后来的不少小说，比如《刘晓东》一书，三个中篇，可作为一个系列，以多变的叙事反应成年人的生活与情感，其中人物多为中产阶级，有一定物质积累、社会地位和精神空间，你的叙事时空经常跨度深远，体现着个体的命运，小说中故事的走向通常多变、难以捉摸，但又逻辑严谨。这种对人群特征的关注、把握和叙事能力，是如何得来的？与何种经验或训练有关？

弋舟：这种能力的获取当然源自日复一日地训练。一个小说家的日常功课，就是阅读与思考，其外，还有那无孔不入的“生活”本身，这些都有助于小说家兼及宏观与微观地把握世界。“逻辑严谨”实在值得小说家们念兹在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小说成批量地腾空而起，神头鬼脑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肯定更顺手，所以刘晓东这个系列对我而言，写作难度并不是很大，但这种“贴地”的写作风险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会损害小说艺术的某些本质性准则，对此，我已经开始警惕。

《文学青年周刊》：你的作品中包含多个中篇小说集，以及数个长篇小说，而短篇小说则很少。在写作题材上，你个人来看是否有所偏好？以我的阅读来看，在当代中青年作家中，你小说中的日常叙事所体现的经验和智性是非常突出的。如何看待你的创作在同龄人、相近作品中的位置？

弋舟：其实我写过的短篇并不少，从字数上讲，起码不会比中篇少吧。而且，我还自认自己是个“短篇型”的小说家。迄今为止，我的所谓长篇，还没有超过二十万字的，在我看来，它们都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今天我们的文坛“同质化”太严重，随手翻看文学刊物，面目真的是颇多雷同，能够被读者区别出来，这对我是幸事。我很看重你所说的“智性”，如果智力都不达标，你凭什么去写小说？遗憾的是，这样写小说的人还不少。至于说到“位置”，我觉得就做好那个“唯一的自己”就行了。如果某一天，当大家谈论弋舟和谈论张三、李四时，都是同一套语言了，那么就是我彻底失败的时刻。

《文学青年周刊》：在你创作的小说中，你更“偏爱”哪种人物？小说中的主角与作为作者的你之间，有何种关系？

弋舟：《蝌蚪》里的郭卡可能是我比较偏爱的一个人物吧，理由很简单，他和我比较相像：一腔热忱，却又羞涩胆怯。但是你要知道，所谓“偏爱”，一定就是“局限”，这样的人物在性格上本身就暴露出了我的缺陷，在文学性上，同样也所失颇多。我不知道我最终能否修正自己天性上的那些不足，从而令自己创作出的人物也更加多样与丰满。但是说实话，对此我连谨慎的乐观都没有。所谓性格即命运，这是无从修正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作家必定都局限于自己的天性，施耐庵替代不了曹雪芹，托尔斯泰也成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相信，小说中的主角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它的作者，是的，是“受限”，作者本人的短板往往更容易暴露在他所写出的主人公身上。

《文学青年周刊》：你的小说中，长篇《蝌蚪》、《战事》，中篇《你的眼目遍察全地》（《天上的眼睛》）、《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刘晓东》等，你选择借助犯罪或意外事件来结构你的小说，是与你所想处理的经验和情绪的特点有关，还是出于叙事动力上的考虑？

弋舟：这两方面都有考虑吧。尤其在写刘晓东系列的时候，我格外重视了小说的“可读性”，说白了，就是如何让小说好看。经验其实就摆在那里——设置悬念，然后解开悬念。这里面的确存有风险，把控失度，作品极易流俗，但是如果运用得当，不仅会令小说扣人心弦，还能额外地赋予作品某种悲伤的风格。要知道，所有的“罪”和“意外”，都是令人心碎的，都有一种文学性的感伤蕴含其间。已经有论者注意到了我的所谓“犯罪叙事”，如果这一点真的成为了我的标识之一，我觉得我还是该警惕了。原因很简单——我惧怕僵化。 《文学青年周刊》：评论界近几年在讨论“50后的终结”，重要原因之一是老一辈作家只能写乡土。70后一批人大都兼具城乡经验，这也是评论界颇为看好70后写作前景的原因之一。你的小说中也有“兰城”的变迁史，你如何评价当前中国文坛的城市题材小说？

弋舟：首先，我不觉得70后的一代人具有无可争辩的城市经验。以我为例，我从出生时就拥有一份所谓的城市户口，但我难以将自己的经验完全贴上城市的标签。毋宁说，我记忆里的儿时的城市，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大一些的乡村。这是我们这个国度特殊国情使然。如今，我们的城市小说和我们国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样，都是一种发轫和起始的图景，说乐观些，是方兴未艾，说悲观些，是甚嚣尘上。

《文学青年周刊》：接着上一个问题问，你如何看待“70后”这类命名？你觉得自己跟其他70后作家有多少异同？如果说你们这批写作者也有一天会“终结”，你觉得最可能的命门在哪里？

弋舟：这类命名我个人是接受的，一来我生于那个年代是不争的事实，二来如此命名也的确带来了言说的方便。至于其间蕴含的缺陷，不说也罢。迄今为止，我所观察到的同辈作家，还是相同大于不同。我们这辈人被裹挟在“国家主义”里的日子也不短，这个算是宿命。要说某一天我们也会“终结”，我想，我们会是终结在自己习焉不察的习惯性妥协之上。这个风险悬在我们头顶，如果足够自省，也许会成为我们改变的动力。

《文学青年周刊》：语言你的文字很精准，很多评论家也称你的语言很诗性、智性，你对写作语言有怎样的自律呢？这得益于什么呢，还是天生对文字很敏感？

弋舟：文字精确应当是一个作家从业的首要标准吧。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必须自律，此事关乎一个小说家的教养，这种自律，只能来自自己的职业尊严感和责任心。天赋当然很重要，但有太多的天才倒在了粗鄙的路上。

《文学青年周刊》：如今你的作品得了更多的奖，拥有更多的读者，相对于最初的文学创作冲动，你如今面对小说时的心态和想法有无变化？对自己的创作生涯是否有规划？

弋舟：我拥有了更多的读者了吗？也许这只能是一个无从检验的想象。至于“得了更多的奖”，更是何其虚妄！但是老实讲，写作经年，如今我的心态的确有所改变——当然是变得更加糟糕了。所以，我在自己最新的一本集子的后记里写道：如果上帝足够仁慈，我还想继续向它祈祷，请他让我在这本集子付梓以后的写作中，不怀有任何一种与小说艺术无关的奢望（这里面包含了对于名利的渴求与对权威的迷信），从而让我不至于因为怀有了这样的妄念而蒙受羞耻。

“我现在是作家，我做的是自己毕生渴望的工作，不需要谁的批准，只要有可写的题材，有写作的技能，我就会一直写下去”——这姑且就算作是我对自己今后创作生涯的规划吧。

关于生活

《文学青年周刊》：你作品中很多人物都面临中年危机，人到中年，你途遇“中年危机”了吗？

弋舟：应该是遇到了。身体变差了，还发福（这个很可怕），孩子的学业令人揪心。

《文学青年周刊》：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以及生存、爱、理想生活、死亡对于作为作家的你的理解。

弋舟：这些事物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毋宁说，就是生命本身。它们不是试卷上的一个个选答题，是必做的大题目，于是我们唯有以生命来努力作答，至于得分多少，那支批卷的笔在上帝的手里。这一道道的题目被庸常的时光遮蔽，被我们各自的命运剪裁，在绝大多数的时刻，以卑微与仓皇的面目呈现于尘世。那么，是什么令我们这些造物的恩宠如此蒙尘？是原罪？是性恶？还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诘问的过程，就是“人”漂移、飞升、错落、破碎、归位的过程。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不过是在演算这样的过程，力图去还原“人”的底色，但答案永远未果。而探究一个未果的命题，极尽可能地去追究，恰是小说这门艺术恒久的题中应有之意。

《文学青年周刊》：最后一个问题，说说最近，让你开心的三件事儿吧？

弋舟：和张楚见了一面；一部长篇要再版；天气不错。——原来要数三件开心事儿是这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