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著名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罗伯特·休斯的《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欧阳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绝非只是叙述乔治时代的英国为何产生了这种野蛮的刑罚制度、大批流犯如何在澳大利亚度过其流放生涯的历史。作者自己在“引言”中说，因为在有关流放制度的大多数叙述中都缺乏流犯本人的声音，因此试图通过流犯的信件、证言、请愿书、回忆录等原始史料由下而上地察看流放制度、了解他们自身的体验。在这种自下而上、由里及外的角度中，“讲述什么”和“如何讲述”被赋予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正是在这里引申出惩罚流放的历史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首先，乔治时代的英国在繁荣崛起背后的贫富分化和犯罪现象导致出现国家的法律恐怖主义。死刑成文法涵括的内容极为广泛，其严酷的程度简直匪夷所思，例如根据《沃尔瑟姆黑色拓法案》，即使只是烧掉一堆无关紧要的干稻草，都会被处以绞刑。但是这种苛法在实际上并没有被充分执行，而意在恐吓“暴民”的公开行刑反而激起了他们对威权的蔑视。监狱人满为患，美国革命使英国人无法再把流犯发配过去。于是在1787年向澳洲流放第一批犯人，怀着惩戒与殖民的双重目的，然而所掀开的却是一个新的国家历史（参见本书第二章）。那么，一个因惩戒犯人而诞生的国家在人类国家政治史上究竟具有何种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呢？

其次，流放制度本身对英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在1800年至1850年间，起码有一千八百人因政治“罪行”从英格兰流放到澳大利亚，其中包括所有英国政府所知道和讨厌的抗议运动的代表。这种政治流放在1830年代发展到鼎盛期。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工会运动在英格兰的发展；“但从短期观点看，流放作为镇压的战术手段，倒的确产生了作用。它瓦解了受害者的斗志”。休斯引用了一位政治流放犯人写给妻子的信：“你一定要让孩子把前面那几段圣经引文看一看并背诵下来。千万别让他们看任何政治方面的作品。不要让他们的思想跟搞政治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情纠缠在一起。”（231-232页）当然，这种政治阉割症与生活的相对稳定甚至还可以活得不错很有关系，从作者所引的书信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尽管如此，休斯认为他们还是无法摆脱“政治”这口黑锅。这种结果本来对于英国统治者来说是好事情，然而也产生了复杂的问题：对国内的政治异议者来说，这种流放也失去了恐吓的价值；而当政府蓄意强化流放惩罚的恐怖痛苦的时候，为了自己的脸面问题又不敢公开残酷迫害的真相。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迫害者的悖论，也是近代政治与古代政治很不相同之处。当然，从这种流放制度更根本的用意来看，流放制是英国国家压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流放制就能把持不同政见者搞掉，同时又不让他在绞刑架上成为英雄。他从地图上悄悄地溜掉，来到遥远的地狱边缘，在那儿，他的声音还没传到脚下就没声了。在那个地方，他的思想没有着落，如果他是知识分子的话。”（202页）

然而，如果认为怀柔的改造总会比残酷镇压有效，则又错了。在情况远比新南威尔士州要糟糕的塔斯马尼亚，作者这样写道：流犯制度造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消极的工人阶级，家长式作风的政府机构，以及服服帖帖的媒体和殖民化的盎格鲁价值观。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思想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虚构假设。在任何监禁社会，反抗从来都不是惯例，而永远都是例外”。在塔斯马尼亚，“通过反复不停的工作任务和无孔不入的体罚威胁，捶打出一种谦卑的人格。他们都学会了对权力俯首帖耳，因为权力能把他们的肚子填饱”（711页）。

这些流放犯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实情究竟如何？这些可能更是重要的问题。不可忽视的是，这个群体内部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识别感和信任感，有点类似于古老的“特选子民”的自我认同感。作为一种加强统治的手段，官方以利益作为诱惑，怂恿流犯告密，瓦解他们之间的互相信任，这种策略在有些地方无疑起了作用。但是大多数流犯还是维持他们的共同压迫感，而且经常强化这种感觉。

另外，休斯认为是流放制度造就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批民间英雄，那些丛林土匪大多数是在逃囚犯（183页）。除了囚犯本人成为草莽英雄以外，他们的后代往往也容易走上这条道路。十几年前我和一个电视台摄制小组到澳洲拍摄大型纪录片《发现之旅》，其中就有几集的内容是关于这些早期民间英雄的，他们与流放囚犯之间的确往往有着因果关系。例如在十九世纪中期活跃在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地区的汪洋大盗奈德·凯利（Ned Kelly），他的父亲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爱尔兰囚犯，罪名只是偷了一只猪；他母亲是爱尔兰农民的女儿，因逃荒而来到澳大利亚。父母因苦难和犯罪而相爱、结合，对于凯利来说，是不是就是一种前世的因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凯利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不公平和苦难是有密切联系的。在凯利最后与警察发生战斗的格林罗旺镇（Glenrowan），一位警官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凯利只是一个杀人越货的罪犯；但是后来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成了有传奇色彩的绿林英雄，他的形象和故事也变为一种旅游资源。虽然这对地方经济有好处，但是这位警官不同意把他说成英雄。相反的是，艺术表演中心的主办者则认为凯利应该被看作民间英雄，因为他反对当时腐败的吏治，他本人被诬陷偷马而坐了三年牢。那时有许多政府官员，也包括警察都被坏人腐蚀收买了（参见李行远、李公明《穿越梦幻大地》，94-9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休斯在他的书里说，“澳大利亚的平民百姓固执地依恋他们的丛林土匪英雄，不肯忘记很久以前那个大胆的杰克·多罗休和不久之前的奈德·凯利，但官方文化的工具只要有可能，就要试图淡化这一点。”（715页）没想到，当年我们摄制的节目在无意之中冒犯了这种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