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忙》一书的作者戴维·希普勒发现在当今美国，越是忙碌的人反而越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倾向。希普勒认为，政府存在的价值“不仅止于捍卫自由，还在于保护弱者，为弱势群体撑腰，赋予无权无势的人以财力，为追求幸福创造条件……”

托克维尔也许是描述“美国梦”的人中名气最大的非美国人。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居住在一个令人感到奇妙的国土上，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每一变动都象征着进步。因此，新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总是与良好的思想密切结合。人的努力，好像到处均无天然的止境。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而是有志者事竞成。”

尽管隔了一段之后，托克维尔又捎上一句灭了灭火：“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就像一次革命，就像一个战役”，但人类中的大多数，包括美国人自己，都欣欣然从上述这段话中得出一个美妙又片面的结论：只要一个人身体健康、勤奋肯干、头脑又不太笨，那他就没有理由不在美国这片自由的热土上获取成功和财富。但事实远非如此，《穷忙》一书的作者戴维·希普勒发现在当今美国，越是忙碌的人反而越穷，由这些“穷忙族”构成的美国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1993年为15.1%，2003年为12.5%，2006年为12.3%，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飙升至15.2%。自1997年起，希普勒深入全国各类社区、城镇、职业培训中心、廉租房和血汗工厂，追踪“穷忙族”的身影，“我的目的是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充分地调查他们的生活，解开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链，从中找出个体困境的成因。”

致贫因素相互联系

从体例上来说，虽然《穷忙》各章均以某个主题(税收与金融、工作与福利、移民与有色族裔、有犯罪和吸毒记录人员、家庭暴力中的女性和孩子、学校教育等)来突出重点，但希普勒更强调各种致贫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为联系的：“事实上，对于几乎每一个家庭来说，贫穷的成因都有一部分经济原因，一部分心理因素；一部分个人因素，一部分社会原因；一部分过去的影响，一部分现在的情况。每个问题都令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加大，所有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一个逆转就能够导致连锁反应，令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

希普勒列举的卡罗琳及其女儿的故事，可谓“连锁反应”的典型案例。卡罗琳成长在一个支离破碎的贫穷家庭(先天不足)，高中毕业两年后就结婚和离婚(低学历的单身妈妈)，“既骄傲又愚蠢”地拒绝了前夫父母的经济援助(个人过失)，在抚养四个孩子的负担下陷入抑郁和背痛的双重折磨中，在就业和失业间反复徘徊。她开始领取救济金，但政府因其找到工作而停止医疗补助(医保漏洞)。她从来没有拿到与男性员工同等的工资(性别歧视)，又因没有医保用于补牙而在这个“把灿烂的笑容和投票权看得一样重要”的职场中提升无望(年龄与容貌歧视)。更不幸的是，她的一个女儿患有轻微智障，但她频换工作以致没有办法将女儿送入特殊学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即使送入学校，学校也总是威胁要将卡罗琳因时时加班无暇照顾女儿的事实上报有关部门(教育制度漏洞)。卡罗琳向老板请假四处找人帮忙，结果被告知女儿年龄太大所以不能获得儿童关怀补助金，又因为年龄太小不能获得社保部门的资助(福利制度衔接不力)。等她回去上班，老板告诉她你不要来了，于是，一个噩梦般的循环又将重新开始。

就如希普勒所言，不配套、非全方位覆盖的援助方案，不仅无助当事者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复杂、更琐碎了。各个援助机构及其政策彼此“失联”，就好比过河拆桥，使当事者永远也不能从窘境中解脱出来。因而，“只要社会在处理危机时只挑一个问题来解决——通常就是这个问题逼得这家人求助于某个机构——那么下一场危机，下下一场危机就不远了。如果我们打算只找出那个神奇的解决方案——比方说，一份工作——我们就会遗漏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而那份工作并不足以完全化解危机。”

政府干预非常重要

在卡罗琳的案例中，希普勒特别强调政府和企业在援助“穷忙族”方面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本书颇值一书的亮点。比起许多欧洲国家，美国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持更为审慎的态度，这也是美国贫富差距比欧洲更甚的原因之一。因而，你不能指望政府或者教育、医疗、福利等机构向卡罗琳的雇主打电话，要求后者允许卡罗琳换班或者请假以缓解其困境，这就使得全方位覆盖的援助机制陷入无法操作的尴尬境地。希普勒认为人们担心政府干预市场尽管不无道理，但需要有个合理的限度，因为政府存在的价值“不仅止于捍卫自由，还在于保护弱者，为弱势群体撑腰，赋予无权无势的人以财力，为追求幸福创造条件……就在于如何平衡各方面的矛盾冲突。”同时，希普勒也建议企业与其抱怨吃救济的员工流动率偏高以致管理成本激增，不如将他们纳入用工技能培训和“情绪管理”制度之中，适时充当“牧羊人”角色。简言之，把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和竞争能力寄希望于私人财团和慈善机构，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穷忙族”本身，他们是否有自救的愿望以及合适的自救途径，决定了他们能否走出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希普勒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倾向，而上述谈到的“美国梦”显然是始作俑者。“任何人只要勤奋肯干就会致富”的乐观说法，无意中形成一种清教徒式的道德偏见。你没有成功，就意味着你不够刻苦，甚至，你的人格还有污点。“在美国的大环境中，贫穷总是带有原罪的气息”，因而，穷人多有一种负疚感，他们也不愿意站出来诉说自己的问题。2003年，布什政府取消低收入家庭每个孩子400美元补贴的资格，就是因为在政治上缺少“穷忙族”摇旗呐喊的身影。据统计，2000年总统大选中，家庭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二投了票，而收入低于10000美元的家庭，仅有38%投了票。

相较美国当下流行的把致贫因素单纯归结为个人或者社会的若干学说，戴维·希普勒在《穷忙》中提出的多因素共同作用、并据此构建全方位覆盖援助方案的机制，显然更贴近现实。当然，这个机制的理论和实践仍需多方研讨和完善，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也需要跨党派利益的积极政治合作。脱贫从来就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对此，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