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也许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右翼知识分子，甚至在中国也颇受欢迎。在Kindle尚未流行的年代，如果你在地铁上想和一位手捧厚书的姑娘搭讪，那么猜她在读的是兰德的小说，有很高的概率可以开个好头。然而兰德自诩甚高的哲学却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认可。

不论其文学和智识造诣如何，作为文化史上的一个现象，兰德本身值得被书写。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套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句式说，一切传记都是本地今人之传记。《兰德传》丝毫不掩饰这后一点。书中随处都能发现这样的句子：“纳博科夫父女喜欢顺手拿出身边的政府文件，支持自己的论点”。作者甚至不惜直接提到中国社会与培育兰德的俄罗斯的相似：“这样的文明把保身避祸视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里，构成无须论证的前理解。”

在这种“学究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未得到美式社区浸润的兰德，其思想顺理成章地走向了绝对理性主义，也就是哈耶克在《个人主义：真与伪》中批评的伪个人主义：对人类的理性抱有无限的信心，对宗教投以敌视，对生机勃勃的自治精神不屑一顾，对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法治、政治传统毫无敬畏。她的小说皆是这一思想的载体。对其价值，本书作者以他惯用的口吻写道：“客观主义哲学的小说载体并不比柏拉图的对话载体、尼采的诗歌载体更差。”事实上，兰德的绝大多数读者对她的思想兴趣寥寥，更在乎的是小说那热烈的情节。真正对其思想俯首而拜的铁杆粉丝仅能组成一个小团体，与当今各类阴谋论网站上的活跃分子相仿。

兰德的粉丝里也有若干企业家。他们对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有了代入感，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历史意义。这不奇怪，中国的商人中崇拜政治强人的比例说不定要超过半数。就像罗宾逊夫人那个因为被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用而倍加出名的比喻所说的，企业是市场这一“无意识合作的大海”中“有意识力量的小岛”。至少在张五常、格罗斯曼、哈特、摩尔等经济学家认识到企业只是异于市场的另一种合约结构之前，很多人觉得，企业与计划经济体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企业领导人对员工发号施令，历史人物对臣民生杀予夺，在一些商人看来二者或许就只有程度的差别。但实际上我们明白，资本主义比浸润其中的任何资本家都要伟大。而伟大到能让兰德们白手起家的资本主义，很多时候恰恰是靠她瞧不起的，周日雷打不动地上教堂的红脖子民兵来保卫的。

无论怎样，在如何看待苏联这一问题上，盛年时的兰德与小威廉·F·巴克利等保守派做到了求同存异，一同支持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这一态度显然更多地出自其少女时代的亲身经历及她逃出苏联后家人的遭遇所烙下的近乎本能的直觉，而不是她本人思辨而成的客观主义哲学。她扶助亲戚，施展慈善，也与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自私伦理格格不入。对兰德身上存在巨大张力的这两股力量，作者准确而又尽可能同情地写道：“她的弱点是所有知识分子共有的，而她的优点仅仅属于她个人。”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