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爱书的人，恐怕很难不对乔·昆南的《大书特书》（陈丹丹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产生兴趣，虽然可能不会喜欢他谈书的口吻与风格。在各种爱书人的心灵自语、藏书家的家珍秘闻、书评家的阅读指南之间，昆南谈书有一种全然独特的味道：他大书特书一个超级书痴的内心私隐，关于个人阅读的独特癖好、古怪想法和对书籍的有趣评论。有评论者说他毒舌，他自己也承认；而我则不太喜欢他时常冒出来的一点小矫情，如为了说明自己如何忙于读书而唠唠叨叨地数落自己如何耽搁了家务，还有为自己设定阅读量和测定阅读进度等等（可以附带提到，昆南对数量的精确性似乎很执着，比如他会说在他六十五位亲密朋友中只有两位不是书迷）；又比如他说在纽约附近住了三十多年，只去过那家大名鼎鼎的斯特尔德书店两次，而他不喜欢买二手书的理由之一是“二手书不能给作者带来任何好处”（第110页）。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原因使某些人不喜欢买二手书，但是这个理由听起来有点怪，难道他喜欢买新书的原因之一就是能给作者带来好处吗？
但是，他对书的热爱、对阅读的痴迷的确很迷人，他的不少说法我也很认同。比如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认真收藏书，但不认为自己是藏书家，因为“藏书家痴迷于初版书，而我没有。藏书家参加拍卖会，而我不去。藏书家能有机会细看作家的原稿就会欣喜若狂，我不会这样。我不在乎签名版，也不会到处搜罗奇珍异宝和绝版书。”（第24页）还有，他说“看得见摸得着的书定义了我们，正如中世纪的手写经卷定义了僧侣”（第248页），说得很有意思，从中很多读书人不难看到自己的影子。
昆南对阅读文化生态的观察面很广，从电子读物到咖啡沙龙，从出版商到评论界，而且时有极为犀利、尖刻的评论。有些现象大家都看到，但是他的态度和点评独有启发性。比如他说：“我最看不惯的其实是暑期阅读清单把伟大的书和愚蠢的书放在一起，讨好学生。”（第204页）给学生开书单看起来不难，但是在现在这个手机与网络的时代，太沉重的书单会使学生望而却步，如何吸引阅读很自然会成为一个问题，由此的确应该警惕“讨好学生”的潜意识会出来作祟。又比如在巴黎带朋友去那些有名的左岸知识分子咖啡馆泡，虽然“这样的经历令人愉快”，但是他接着说，“作家、知识分子早就不来这些地方了——咖啡馆里都是观光客、装逼犯，打手枪的预科学校书呆子，还有你这种人——但是无所谓。”（第168页）更重要的是他对网络上来自普通读者的书评给予高度评价，很令人振奋：“他们以尖锐的评论、机智的洞察力，和那些伪装成专业人士、在顶尖杂志和报纸上沉思默想的傲慢的雇佣文人竞争……最可贵的是他们可以毫不畏惧地把备受瞩目的作者拉下神坛，不像主流评论家那样优柔寡断。他们对谁都没有义务，穿着匿名的斗篷，连最耀眼的明星也不放过……所以说公民评论家是公共政治深受欢迎的新增部分：他们仿效伊森·艾伦和1776年的沼泽狐狸，躲在灌木丛后英勇狙击，再次肯定了民主在打一枪就跑的情况下效果最好。”（第153—154页）与此相比，昆南对专业书评界的看法就远没有这么乐观，从推荐语到成版的书评，过度的吹捧使人对书失去了信任。
昆南曾经问他女儿，阅读是否逃避现实，她回答说“阅读是逃避现实的反面”。（第220页）这回答似乎让人不得要领，但是这个问题却更应该用来询问昆南。他自己说，“书本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我并没有把书当作消遣，或者陶冶情操的工具，而是借此拖延不想做的决定。此时的我正是在用书来逃避现实。”（第245页）“我的一生中，无数重要的项目在枝头死掉，就因为我一直忙于读书。”（第247页）这样看起来，阅读给人生带来的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力量，而且是有效的力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阅读也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安慰，他对父亲的认识也可以用来评述他自己：“书给了他成就事业的希望，让他休息得更安心。他的书让他坚持从未实现的梦想。书并没有帮他成功，却减轻了他失败的痛苦。”（第252页）话说得非常准确，虽然有点残酷，这种在现实面前的逃避与自我安慰总是能够在阅读中找到很好的安身之地。
但是，作为记者和多产的评论家，昆南的目光当然一直都是投向现实，而且他骨子里仍然有一股与现实较量的劲儿，“我们通过读书向天空挥动拳头。只要还有这些史诗般的、无法完成的阅读计划在前头，我们就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叫死亡天使迟点儿来吧……坏人会被打败，好人必将胜出。只要还有美好的书等在那儿，我们就有机会调转船头找到安全的港湾。希望还是有的，用福克纳的话说，我们不仅会活下来，我们还会得胜。希望还是有的，我们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第252页）全书最后这段话用来表达阅读的潜在力量最好不过，我过去在关于个人阅读的文章中说过的，阅读是在书斋里的行动，也就是“通过读书向天空挥动拳头”的意思，是为了迎接必将到来的伟大日子。或许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昆南说的史诗般的阅读计划。近年来，各种民间读书班时有举办，而且多是读经典原著，一页一页地读，他们也是怀着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而读书。
山东人民出版社的《茶座》系列出版物风行多年，我读得比较多的是《社会学家茶座》，也曾为其撰稿。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第四辑（总第五十一辑）刊末有“终刊告读者”，说：“由于编者多数已经远逾退休年龄，难于胜任繁剧，本辑作为《社会学家茶座》的最后一辑，其后将不再出版。”这让人感到人生苦短，一种有意义的系列读物也会遇上它的退休年龄，令读者情何以堪。学术“茶座”式的理念传播、学科品评和社会热论实不应该告老还乡，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各种学术“茶座”，论学析世。在这最后一辑中，执行主编王焱撰写的卷首语以“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为题，和读者一起重温韦伯在1917年的著名演讲，最后指出“现代人不能不依赖于社会科学的知识，不能不依赖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和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的结合”。“志业”原是具有神圣意味的承接呼召、传唤，现在用来表述为了某种理想或兴趣而献身的工作或职业；要使政治家和学者均以“志业”为任，而且能够彼此结合，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回到社会学本身，其“志业”应该包含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社会学必须被看作是具有颠覆的品质……社会学研究必然要揭露当今世界所必须面对的基本社会问题……社会学不能只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如果‘学术’指的是在大学封闭的围墙内所出现的一种漠不关心和冷眼旁观的态度的话。”（《社会学：批判的导论》，第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6月）这不正是对已出版了五十一辑的《社会学茶座》的最好评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