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我在故乡观看了韩国KBS电视台摄制的七集纪录片《超级中国》，同时翻看了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的专著China Goes Global（《中国走向世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前者浓墨重彩，后者白描写实；不过，这两部从外部进行观察的作品都承认，中国近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主要领域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每个到海外旅游的中国人，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所去国家与祖国的联系。我去年访问了了欧亚大陆上七个国家，从东京到伊斯坦布尔，轻易就能碰上讲汉语的同胞。即使在接近北极圈的芬兰坦佩雷市，一天之内也先后偶遇了两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位侨居马来西亚的朋友告诉我，在东蒂汶这样的弹丸小国，如今也活跃着许多中国人的身影。随着国际贸易增长及海外投资扩张和在外消费攀升，逐渐富裕的中国正依仗其经济力量迅速改变着地缘格局和全球趋势。

有论者认为，中国已因其发展实践拥有了“道路自信”，可仍然缺乏世界范围的话语权，因为国际舆论的麦克风总被山姆大叔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持着。出于重塑中国形象的需要，“软实力”这一概念备受国人热捧，其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成为中国政学两界的座上宾。2013年12月，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奈教授来校演讲，其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一如超级歌星登台献唱。在“软实力”的风潮鼓噪下，中国似乎不缺底气，只欠“说法”，因而在大国博弈中受制于人。

然而，所谓软实力落后于硬实力，只是同中国自身比较；就硬实力的各项主要指标而论，中国尚逊于美国，也输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以军事力量来衡量，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只占美国的几分之一，其投射能力难以冲出亚洲，遑论走向世界。正因为硬实力不足以抗衡，治国者们才尝试以软实力助阵，所谓“两条腿走路”，物质与精神并举，国内与国际齐用。

2011年3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接受沈大伟采访时直言：“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无吸引力……中国没什么软实力。”即使这位老政治家判断正确，他对软实力的理解也很狭隘。一般而论，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等“上层建筑”，这些不见于形的“软件”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精英和民众，用于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在我看来，在政治制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还可采取三种方式来强化其软实力。

一是盘活传统存量。作为东亚地区历史上的文明中心，中国拥有周边国家无可匹敌的文化资源。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殷实，且不说故宫长城和唐诗宋词，单是地方上的历史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我最近在河南新乡出差，顺道造访了当地的比干庙。因比干的儿子被周武王赐姓“林”，所以林氏后裔将比干尊为先祖，如今东南亚的林姓富商认祖归宗，大幅捐资修缮比干庙。该庙的文化价值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强化了同海外华人的血脉联系，也有助于中国向马来西亚等国的软实力辐射。

二是助长民间增量。一个国家文化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软实力的输出能量，音像制品、传媒出版、游戏软件和工艺器具等均在此列。最近几年，中国领导层开始对这一领域予以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可我接触到的一些私营企业家大多抱怨，认为政府与其对这些行业进行大力扶助，不如转而营造宽容、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政府未必有眼光判断文化产品的价值和潜力，扶助资金的使用不当也容易滋生浪费和腐败。此外，如电影演员赵丹临终所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本土的影视审查制度早已被从业者和观众诟病，网络游戏的管理规定之严有时也令编程人员啼笑皆非。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著名演员张国立便追问：“我们能拍出《纸牌屋》这样的剧，但能通过层层审查么？”

最后是政府力量的介入。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出台了提升软实力的相关政策，中国政府的举措尤其引人关注。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去年出版了《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东方出版社，2014年8月），着力分析了中国软实力战略的理念导向和实施效果。据他估算，中国的有关项目耗费巨额资金，仅在2009年就已高达450亿元。在国外大学内部设置的孔子学院和向各大洲拓展的官方媒体，成为中国政府大张旗鼓进行的两大文化推广项目，可问题在于，这些财政投入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如何？

在丁学良看来，就增强软实力而言，上述两大项目成效有限甚至适得其反。由于教学内容和聘用条件存在争议，孔子学院与所在国外大学摩擦不断，导致一些学校终止了与中方的合作办学。向海外派驻中国官方媒体的分支机构，也遭遇了“淮橘为枳”的问题，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分支机构虽然学习了CNN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风格，碰到一些敏感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有些官方媒体聘用的外籍人员在辞职后甚至倒打一耙，声称自己被利用作为中国的吹鼓手。

这些矛盾固然部分源于中西方的价值观差异，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国内很多官员将软实力的输出等同于传统的对外宣传。政府推行的“公共外交”虽属于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但软实力不仅仅限于公共外交。如果说李光耀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内容上的偏差，国内某些官员则存在形式上的误解。既然将提升软实力视为导向先行的传播问题，组织者自然要求口径统一、步调一致。在奉行“新闻自由”的西方社会，此举很容易让其民众联想起冷战时期苏联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

相形之下，美国的话语体系显得参差多态，各派势力的态度、观点都可以相对自由地呈现出来。就某一议题而言，美国不只存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两种声音，还有大学、智库和媒体等各个机构从不同角度发出的声音。还在华盛顿留学时，我有一次去参加了前副总统戈尔关于全球变暖的演讲。刚走到会场附近，便看到针对环保政策的各类支持者或反对者举着各自的标语牌或散发传单。由于这种话语竞争态势，美国的主流观点在国内便经受了多层次挑战，使得它们在传播到世界各地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丁学良在《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中指出：“……恰恰是这样的‘自我不太和谐的表现’，使得美国作为一个‘国族’的软实力表现在长时段相当出色。”他同时批评了中国的做法：“试图把在中国国内搞宣传的心态、方式、经验、技术，拿到国际社会里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有如把饲料喂大的肉鸡，放出去与苍鹰在空中比翼。”所谓“功夫在诗外”，刻意去追求修辞效果，反倒适得其反；打理好自己的事情，不花钱也有人为你做广告。丁学良引用汶川地震的事例说明，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发生改观，正是因为很多非政府组织参与了此次灾后重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民间力量的作用。

也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在软实力领域不必介入过多，其原因却不同于丁学良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只要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上升到一定程度，软实力自然就体现出来了。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把话讲到这个份儿上了：“如果1840年是中国打败英国，那么西方女人也得裹小脚。”人类的确有着模仿强者的天性，可也能看出强者的缺点，软实力同硬实力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就像中国古话所说的“王霸道杂之”，王道是不能以霸道推行的。我们的决策者若希望刚柔相济甚至以柔克刚，不妨听听丁学良的建言：“贯通政治公正的国际国内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