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小批判集》中一篇《惊慌失措的文化》谈起，该文在论及《百家讲坛》一度的如日中天，作者郜元宝先生慨叹：“我们的电视节目至少目前还很不像话，广大人民群众整天被迫吞吃大量文化垃圾，偶尔来点绿色食品，就犹如久旱逢甘霖，禁不住要感恩戴德、誓死捍卫了。”读到此时不禁想起八十余年前梁启超先生留下的那些“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文字，虽多为世人诟病，但其中实不乏诚恳而可爱的自剖，值得记取，比如：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段引语描述的虽是1902—1903年间的现象，但已击中后发国家在现代化与启蒙过程中的持续性困境。郜元宝先生同梁任公的发言比照，其锋芒所向、忧虑所系乃至出语思路均完全吻合，真让人感叹历史的循环。二者所述情形中暗藏的危险也一脉相承，在“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的同时，是否应该冷静思索“消化”问题？“久旱逢甘霖”的迎合加上“誓死捍卫”的不容质疑，会否步入歧途？

“到了新世纪，一种巨大的文化恐吓机制完全撇开文化人而单独由隐含着巨大商机的强势媒体非常轻巧地建立起来，……在这种书商叫卖和类似国家行为的硬性摊派合力制造的‘文化恐吓’之下，文化匮乏时代经典的高玉宝式的‘我要读书’的底层诉求，变成文化泛滥时代或极其吊诡的后现代自上而下的‘你必须读书’的绝对命令，‘我要文化’变成了‘你必须拥有文化’，结果文化不再是人类精神自由翱翔的蓝天与自由驰骋的绿野，书也不再是人类精神可以自由结交的良师益友，而成了压抑个人乃至压抑整个族群的崇拜对象。”由上述商业垄断与文化统治包括政治规训合力制造的时潮，郜元宝将之命名为“文化拜物教”。

从“我要读书”到“你必须读书”、从“我要文化”到“你必须拥有文化”——表面上是又一轮的文化普及与启蒙，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变异中却滋生出新的压迫、奴役机制。当新世纪的读经说史运动几乎膨胀到全民响应时，知识界并不乏与之缠斗的声音，但似《小批判集》这般清朗说理而一针见血的恐不多见。就此不妨先揣摩一下书名的意味。《自序》中说：“微尘如我者，也只能在混乱的街上陪假先知们蹒跚而行，偶尔学阿Q掷出几粒不满的小石子，表示还不肯一起沉沦。”作者出语谦退又别有怀抱，正如书名一般，虽以“小”修饰但终究不掩“批判”的峥嵘。在康德那里，“批判”大概不是指一般的批评或驳斥，而是针对形而上学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理论教条，而先行去分析理性的认识能力，多少有点“于不疑处有疑”的意味吧。“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就这一点来说，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小批判集》正是在看似“神圣不可干”的文化洪流中出声示警。

《小批判集》谈吃喝、谈创作、谈文学史、谈电影、谈“韩流”，与其杂文集式的体例相配合，在种种日用事物间探寻当下精神流向的奥秘，它很不“整齐”的编排恰恰见出整全性。这样一种观察世相的眼光，是文学的眼光。在知识共同体日益破碎、学科分化日益琐细的今天，文学似乎仍然提供着一种整全性。我们不妨回到郜元宝的主要研究对象鲁迅，在鲁迅的理解中，文学在“神思”的涵养下，接通着人类一切超越的精神渴求及由此展开的精神活动。当然，这里的“精神”并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所谓“内在超越”的基点仍然植根于生命的血肉真实与生活的切身实在。

《“语文”·“文学”》一文中，郜元宝抱怨道：“试到大学附近书店去逛逛，不难发现那里出售的是些什么图书！各种‘专业书籍’堆积如山，文学经典只在某个角落羞羞答答蹲伏着。有些书店根本找不到文学书。”类似的不满，他在数年前就表示过：“中国一大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离开了文学……他们把自己和已然失败或早就失败的文学区别开来，或干脆弃置不顾，正正规规做起学问来了。”（《等待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在文学被认为早就丧失批判的可能而频遭炮轰进而只能“蹲伏”在角落里的当下，像郜元宝这样旗帜鲜明地坚守文学性立场的并不多见，他甚至具体阐释了“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概念：“他的知识和他所经历的时代与生活的丰富细节息息相关，和他个人的思索非常靠近。知识不单单是思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文学性知识分子”同样视野开阔，讨论公共话题时“他未必能解决那些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帮助你消除了和那些问题之间容易产生的隔膜”，而不是傲然俨然地将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一切问题都驯服和安顿到密如蛛网的“学术话语”中。

郜元宝先生这些年来的著述（尤其是《鲁迅六讲》和《为热带人语冰》中的一些篇章），探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文学性智慧与非文学性智慧的分裂，清理文学与学术的关系，揭示文学教育中非文学的规训，以及梳理鲁迅、竹内好等先辈的经验……归根结底是重新确立文学者的基本立场。《小批判集》应该在上述工作的延长线上得到理解，它正是理论阐述之后的“亲证”。有了“文学性知识分子”立场的支撑，《小批判集》背后那位批判者的形象呼之欲出；或者说，《小批判集》正是一位“文学性知识分子”沟通现实的实践。如果不将文学狭隘化地理解为当前流行的那般精巧和烦琐，而释放其“与人生际会”的体贴、“放笔直干”的自由、“直语其事实法则”的爽快、“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般的敏锐，那么知识分子根本没必要也不应该放弃用文学的方式观察、评论和应对世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