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小说家，出版有长篇《她们》《岛上》，短篇集《阳台上》《飞毯》。1-4届新概念大赛连获一、二等奖。《她们》获2009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提名奖。小说见于《人民文学》、《花城》、《钟山》、《上海文学》、《大家》、《天涯》等。随笔、评论等见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世纪周刊》、《新京报》、《书城》、《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纽约时报中文网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瑞典语等。

文学青年周刊：你曾说：“未怀疑过自己的写作天赋”，这种自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写作天赋表现在哪些方面？

任晓雯：怎么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啦①。或是有上下文的，或是啥时候头脑轻飘，随口溜出来的？事实上，在写作状态困顿时，我经常怀疑自己不是写作的料。

文学青年周刊：作为作家你主要关注些什么？在作品中你希望表达一些什么？

任晓雯：关注人，人性，各样的人生。用文字呈现它们。

文学青年周刊：谈谈你的创作节点吧！是什么促使你从早期的"先锋写作"中（如《在岛上》、《飞毯》等）转向现在的"现实主义写作"？或者说为何没将"先锋"进行下去？

任晓雯：早期是个学生，又刚开始写作，对形式非常迷恋。后来在生活里翻滚，各种人情世故的细节扑面而来，写作也就"现实"起来。但我一直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传统，可以吸收很多元素。我的写作和人生都还在中途，未来的写作肯定会继续发生变化。

文学青年周刊：有人说你是人生的赢家，才貌双全，一路名牌大学上来，得奖、当作家、总裁等等，但你的作品中却有很多看似和你不在一个次元的人，如张英雄、乐慧等。这是一个怎样的"误会"？

任晓雯："有人"觉得我是赢家，但如果换作询问我"三金交没交"，或者"写小说不赚钱吧"的热心人，肯定觉得我这社会闲杂人员，是彻底的个人生输家。人生是多面的，无法用单一尺度衡量，并且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丰富细节。这是令我着迷的方面。另一方面，人生都是有苦难的，充满着劳苦愁烦。因而一个人能够体会另一个人的境遇，一个人能够书写另一个人的生活--虽然可能表面看起来，写者与被写者如此不同。

我小时候常到一个表姐家玩，她家出没各种小混混，让我印象深刻。后来他们出现在我小说中。还有童年记忆里的弄堂小市民，对我的写作亦有贡献。

文学青年周刊：你《浮生》专栏，有读者看了写了一笔"初看是平淡无奇，一回味去又唏嘘不已"，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你的细节描写，你以什么方式摄取、积累小说中的"细节"？

任晓雯：我记性差，走过十几遍的路都会忘记。因此在写作中，很多资料性的细节，我是靠采访和下功夫翻书得来的。但与此同时，我又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敏感，比如一种气息，别人的一个表情，或者某个场景引起的心理感触。我始终认为，细节只有与人的情感、情节的铺陈发生关联，才能触动读者。所以有的时候，我这种无关紧要的敏感又挺起作用的。

文学青年周刊：此前你说过，你最喜欢的作家福楼拜，有为包法利夫人的死而痛哭，你目前的作品中是否有这样的人物？你写作过程有过类似的故事吗？

任晓雯：啊，你准备工作做得真好，事实上我每写一个人物，都很入戏，哭倒是没哭过。

文学青年周刊：李健吾在《福楼拜评传》称赞福楼拜的作品"简约和节制"，也有评论家谈到你作品是"与年轻的文笔完全不相符合的克制的叙事技术"、"作品中坚韧的克制"等。为何如此钟情于"克制"？

任晓雯：我觉得说相声的自己不动声色，却把观众逗得人仰马翻，是更有水准的。

文学青年周刊：你的短篇《阳台上》已经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等，此前也了解到你的长篇处女作《岛上》即将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怎样的机缘而被翻译的？为何不是更"成熟"的《她们》？

任晓雯：《岛上》2002年写成，2008出版。当时少有宣传，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本薄薄的小书，出现在了瑞典某家图书馆的中文小说区，被一位叫作陈安娜的优秀翻译家读到并喜爱。现在这部小说即将在10月底左右，由漓江出版社重新出版修订本。瑞典文版已经翻译完毕，大约会是明年出版。在这里，我想感谢细心而热情的责编王珏小姐，感谢漓江出版社。感谢《岛上》的瑞典文翻译陈安娜女士，以及瑞典文版出版者陈迈平先生。

至于为什么是《岛上》而非《她们》，我想每部作品都有它们自己的命运，不是作者能够控制的。我只负责在能力范围内，把每部作品打磨到最好。

文学青年周刊：你怎么追踪和看待你作品在国外的"命运"？（很多调查都说中国作家的书，在外国还是鲜有人问津。）

任晓雯：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只管写作就好了。西方很少看中国作家的书，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也没看过朝鲜作家的书啊。

文学青年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具有"国际范儿"？你未来的创作会因此调整吗？

任晓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的写作只会根据一个理想读者的趣味而调整。那个理想读者就是我自己。

文学青年周刊：在《她们》的封面上写着"只有张爱玲、王安忆的上海还是贫瘠的"，你怎么看这句话，你对她们有怎样的继承和反叛？（你的作品好像在"刻意"在模糊上海的地域特征）

任晓雯：封面上写这句话，纯粹是编辑觉得这样宣传好卖。大家看过笑笑就好。我对此没什么想法，因为"地域"从来不是我的写作对象，人才是。当然，书写同一方水土，肯定会有气息相通之处，这个不用刻意回避或逢迎。

文学青年周刊：除了上述两位，还有很多作家、作品写上海，比如近来大热的《繁花》，从平民到官绅，上海无疑是中国现代最有故事、最具文化的城市之一，而你此前却写过一篇《别跟上海人谈文化》，那你觉得上海这座城市被书写的张力在哪儿？

任晓雯：《别跟上海人谈文化》的标题是编辑取的，可能看起来比较赚点击的样子，我原文的意思，没有什么褒贬，单纯呈现印象而已。

人们通过文艺作品熟悉的老上海，其实主要是上世纪30年代的黄金时期；上海的精神面貌，在49年以后大不相同；80年代以来，因为某种原因，本已略有复苏的上海文化，又凋敝了许多。城市和人一样，随着时间流转，气质会变。

即使在同一时段，也有迥异的面目。比如最近我写一个20年代从苏北移民来上海的女人，翻查棚户区的历史资料，看到了张爱玲描述之外的另一个旧上海。即使在今天，我们走在上海的南京西路上，看到世界最顶级的奢侈品商店，但从商店后面转几个弯，绕到弄堂里去，会发现有人还住破蔽的平房，每天早上出门倒马桶。

这种复杂的面目，迂回的衍变，可能才是城市的真正魅力所在。

文学青年周刊：你现在长期定居是北京吗，这个城市给你最大的印象的是什么？你走过的地方最喜欢哪里？

任晓雯：我上海、北京两边住住。更喜欢上海，因为它宜居。我走过的地方有限，哪里都不如家里好。

文学青年周刊：有人说"新概念作家群"已经占领青年作家的半壁江山了。距离你参加新概念已有将近十四年，这么这个标签带给过你困扰么？

任晓雯：完全没有困扰。我当时已读大学，是比较边缘的"成人组"，媒体基本是忽略成人组的，我也因此从没被贴"新概念"标签。"新概念作家群"是个比较空的概念。这个比赛就出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张悦然是真正纯粹的作家，和其他两位不同。除却他们三个，其他人都是各式各样的，在人生和写作方面，基本没什么类同。

获得新概念那几年，我20岁左右。刚开始零星写点东西，对生活各方面迷茫，不敢梦想成为作家。周围都在实习、写论文、考GRE，其实蛮孤独的。这种时候，有人拍拍我的脑袋，说："小姑娘不错，加油吧。"会是非常大的鼓励。新概念对我的全部意义，就是这么一句鼓励。在此感谢《萌芽》，感谢赵长天、李其纲、周佩红等老师。

文学青年周刊："新概念作家群"的作家好像都很懂商业包装，不用说最出名的韩寒、郭敬明，很有商业头脑。你也一点都不"清高"，在微博上你也很直接的说"欢迎洽谈电影和话剧版权"，你觉得文学与商业之间可以存在怎样一个健康的关系？

任晓雯：刚刚我已经不认同这个"作家群"的概念了。说说个体，比如郭敬明，他是非常优秀的商人，嗅觉灵敏。市场要什么，他就提供什么。而我是固执己见的写作，只按自己的理解来写。这倒不是说清高，而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什么商业头脑。我就是坚持个人趣味，这是我写作的初衷，是我热爱的方式，也是我最擅长的领域。

有人怕商业败坏文学。可我认为，败坏文学的不是商业，是商业化得不够。在成熟的市场，不同文学品种，都能各得其所。细分小众市场，定位目标受众，这个工作做好了，也是非常可观的。比如我认识一位叫王二若雅的文学编辑，能把原先几千册销量的严肃文学作品，卖到几万册。这个数字在人口基数小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是超级畅销书了。但有些书商不这么想，他们心中的畅销书，非得百万销量，非得抓住大多数。他们会以为，把自以为的商业要素拼起来就能畅销。其结果就是，在所谓大众化的低水准上跟风重复、粗制滥造，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这是见识、品味、能力的多重欠缺。

文学青年周刊：你觉得"纯文学作家"有存在的必要么？"作家供养制度"和文学的商业化趋势这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吗？

任晓雯：我更喜欢用"非类型写作"一词。任何命名背后，都蕴藏一种权力。比如"纯文学"这词儿，细细想来，极为傲慢，因为在它指称之外，都是"不纯的文学"：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或被"纯文学"看来，根本不配叫"文学"的文字。"纯文学"貌似一张质量合格证，实指一种出身与血统。

最近又要猜诺奖了，我想起村上春树，得诺奖的呼声那么高，不少人还觉得他不是纯文学呢。斯蒂芬·金是类型小说家，但他的部分作品，比很多所谓的纯文学都好。斯蒂芬·金怒批"知识界的势利和文学批评的种姓制度"，是有道理的。综言之，我觉得最没必要存在的，是"纯文学"这个概念。我眼里的文学只分为：好的，不好的。

文学青年周刊：基督教中哪些精神元素，最吸引你？你现在哪篇作品是受其影响而写的？

任晓雯：成为基督徒后，知道有一个最高准则存在，因而能反观自己，认识内心的幽暗与软弱。以前总认为自己挺好一人，对世界没有亏欠。现在才知道，人不认识上帝，就会自以为义，自以为真理。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觉得自己事事占理，不懂反省；二是喜欢论断别人，觉得谁谁怎么那样啊。现在信了主，这俩毛病当然没法完全改掉（人是多么不可救药的软弱啊），但我能意识到不对，因而有了变好一点的可能。

信仰对生命的改变，是一点一滴的。对写作的改变，将是个更漫长的过程。我现在正写一个长篇，有时会停下来，把它和六七年前的《她们》比较。《她们》里的人性，是全然败坏的，充满欲望、欺骗、背叛、算计。那基本是一部绝望之书。你说现不现实呢？完全现实。但光有现实不够。人性的确幽暗，想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时候，人面对自己，才是最无能为力的。这是多么渺小和可怜呢。这么想着，就会有怜悯。这是我对笔下人物的态度变化。

文学青年周刊：最后一个问题，美女作家的一天是怎样过的？（写作或不写作时）

任晓雯：礼拜天休息。除此之外的六天，早上五点多起床，从六点多写作到十点半。做做广播体操。吃中饭。下午做家务、休息。晚上或读书，或再写一点，或和家人出门散散步。九点多睡觉。（说"美女作家"的一天，似乎含有某种期待。对不起，枯燥到让人失望了）

注释①：2013-4-17天涯采访——网友问：“能谈一下您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吗”；晓雯答：“当时就是想写就写了，然后发表了。第一次发表在《萌芽》。没有怀疑过这方面的天赋。不过一个人能最终写出什么样高度的作品，不是仅仅由天赋决定的。才子才女很多，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则需要努力和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