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可能有不少类似这样开头的句子，但是在这里接下来的那句话就可能有点出乎意料：“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个，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美国著名互联网研究专家戴维·温伯格在其2011年推出的力作《知识的边界》（胡泳、高美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12月）中如是说（见11页）。应该承认这个比喻非常聪明，而且很有启发。容纳，并与外界相连——这就是互联网显得最聪明的关键特征。

该书原名“Too Big to Know”，后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 Experts Are Everywhere, and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the Room”（“在事实不是事实、专家到处都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的时代重新思考知识”）。书名直译是“大到不可知”的意思，而这正是本书的一个核心论题；作者自己说，“这本书将遵循一个独特的路径，探讨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12页）另外，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互联网时代的知识没有边界、没有形状。因此，之前有介绍文章把书名译作“无法全知”，恐怕比现在的“知识的边界”更合适些。

信息爆炸、知识超载、危机意识、现实困惑、前景诱人……所有这些都已成为人们在当代知识生活中感受很深的关键词。虽然人们也早已把知识的“网络时代”挂在嘴上，但是恐怕还有很多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网络时代中的知识人。温伯格在这本书中反复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在意识到传统知识媒介的缺陷不断加强的时候，人们应该如何获取知识呢？即使已经知道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就是房间本身，但是房间本身也无法神奇地将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人变得聪明。更何况，这房间究竟是使人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真的还没有定论。于是，我们需要回头了解在旧有的系统里，哪些东西需要坚持，而新技术的局限性又会如何诱捕我们进人新的圈套。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知道一套新的认知世界的策略正在形成，但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它的到来（参见73页）。

事实上，远不用温伯格来告诉我们，可能绝大多数除了阅读以外还从事知识生产的人都早已习惯了把书本与网络结合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识正在变得与网络不可分离。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这句话：“完全不可以想象在没有网络的支持下，知识能成为知识”（12页），因为传统媒介呈现的知识仍然是知识，但是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知识是有限度的、相对固定的，而网络上的知识却是不断延伸的、无限的。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只要书本而无视网络。但是，仅仅这样来理解网络对知识生产的意义显然是太简单化了。温伯格该书的魅力在于它所呈现的思辨层面的丰富性，以及从无数具体的论争、微小的案例出发，对知识本身的学习、生产、传播（从认识论到科学史）、知识内部的相关要素（如基础、客观性等等）以及知识的外部影响（如舆论、决策等等）等方面都进行了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的分析论述。在所有这些论述中，作者表现出来自哲学研究素养的思想功力和学术视野。

互联网提供的知识没有边界，也没有形状，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过去人们对知识结构视为必须要有的“基础”（27页）。从互联网的知识特征反思传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作者对一系列重要概念提出了批判性的思考。例如，关于“事实”的概念，他指出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事实”才成为知识的基础和解决争论的最终方法（39页）；“但我们应该意识到，那个时期对事实的看法，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发表事实的纸质媒体。”（62页）今天互联网所提供的“事实”远远超出了传统书本的范围，而网络化提供的事实充满着分歧和争论。已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已经被推翻，以“事实”为知识基础的传统观念已经被大大动摇，因为人们已经难以就“事实”达成一致的意见。

又例如关于“客观性”的概念，作者认为它向人们许诺了它无法达成的事情，如记者们会如实地呈现事实、不夹杂任何偏见和个人立场。所以在1996年美国职业记者协会（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从协会职业操守中删掉了“客观性”，许多记者现在用公正、准确、平衡的准则代替了“客观性”。另外，“透明性”比起“客观性”更受到重视，一种是记者立场（stand point）的透明，第二种是消息来源（sources）的透明，这对旧体制的毁灭性更大（177页）。作者在书中还讨论了知识的形状、层级、过滤、公共性等等重要概念，从基础上对我们正面临的知识危机作了一番追根溯源的思辨性工作，同时也提出了“知识的网络化到底是在让我们变聪明呢，还是让我们变愚蠢了呢？”的未解议题。

作者也研究了网络化与社会变革的关联，讨论了在2011年初那场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的革命浪潮中，诸如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会化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的争议。他认为即使我们承认社会化媒体的确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到底是什么却无法清晰地表述和论证，因为这些事件本身就是既无法预见、也难以全面了解的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181页）。显然，这种“交织性”更符合我们面对的真实世界。

不管温伯格对传统知识的看法是否过于悲观，或者对新的网络化知识的前景过于乐观，最起码他把这些问题以充满睿智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保持了开放性的讨论。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在网络化知识的时代任何通过人为措施阻挠知识的交流、传播的做法是极其愚蠢的。当有些人今天还在为如何应付互联网而大兴“土木工程”的时候，从前几天互联网上传来的一则消息可能会使他们歇息一下：Google公司执行董事长施密特（Eric Schmidt）22日在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表示，网络不久将从日常生活中消失，隐身为无所不在的背景。他说网际协议（IP）、感应器与联网装置在未来将无所不在，人们甚至忘却了它们的存在；有意思的是，他也和温伯格一样提到了“房间”——“网络成为存在的一部分，想象你走进房间，房间就是主机，你可以透过房间内的万物上网”。

温伯格对传统书籍的描述与分析在情感上与爱书人大有冲突，比如他说，“我们将图书理想化了、浪漫化了，有些人甚至已经过于盲目地迷恋它们。……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书、我们真正读的书，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书。这就跟怀旧一样，我们只记得过去。”（162页）而对以书本这种“长形式作品”为媒介的知识生产的缺陷更是分析得十分透彻，从个体写作而不是开放式参与到只有脚注而没有链接。然而或许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温伯格的这个文本仍然还是传统的书本，仍然是个体写作、出版社审稿，仍然只有脚注没有链接。在书末的“致谢”中，同样呈现出混合性特征。作者首先说不可能向所有人致谢，“因为很难感谢一个关联松散的网络”，但是接下来又向很多人士和机构逐个表示感谢；最后一句话是“本书中所有错误和失误都仅归咎于维基百科”。不无幽默的是，他是在传统的书本上强调无论得失都是网络（“房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