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在《神曲》里把中年比作黑暗的森林，认为行至中年会不可避免地迷失自己。科学家们有个粗略的共识：人类已经处在选择的关口。换言之，人类社会已如但丁所言，行至中年。而关于人类社会现状的忧虑和迷失，亦为头脑清醒者所重视。

必须弄明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当初”是个怎样的“当初”。人类学和生物学告诉我们，最早的人类出现在大约200万至250万年前的东非。那时人类和动物毫无区别，甚至地位还不如普通动物。一直到10万年前，智人崛起，人类才跃居食物链顶端。历史上曾存在截然不同的人种，比如著名的尼安德特人。为何只有智人存活下来并发展成我们，目前科学界尚无确凿的定论。但我们并非独一无二，或者先天优于其他物种。在中国，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也有人认为是汉代）的《大戴礼记》就认定人类只不过是自然产生的几种虫子之一的“倮虫”。倮虫者，无羽毛鳞甲者也。

以色列历史教授尤瓦尔·赫拉利也持相同观点。大自然弱肉强食，有残酷无罪恶。一只狮子吃饱了，羚羊可以在它的攻击范围内安全地散步，只有人类才不渴而饮。在赫拉利看来，无度的消费与极端的虚荣使得人类透支着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给自己铺下凶险的未来。赫拉利痛恨人类中心主义，他强烈谴责被赞美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服务于它们的一些科学研究。《国富论》、《资本论》等巨著洞悉了资本运作原理。赫拉利更近一步，认为科学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比如生物、纳米和互联网技术创造的产业和利润，“能打平银行和政府从2008年以来虚拟出的几万亿数字”。但如果实验室跟不上泡沫破灭的速度呢？赫拉利这样问道。

赫拉利提出了很多令大众感到较为新颖，甚至震撼的观点。我们不是专业学者，不知道他的这些观点是否为学术界承认，但赫拉利能够自圆其说，亦不失为一家之见。

例如环保问题。“远在人类还没发明轮子、文字和铁器之前，智人就已让全球大约一半的大型兽类灭绝。”马达加斯加、所罗门群岛和新西兰等地都有考古发掘的铁证。对于人类现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行径，赫拉利担心如果将来有一天人类为了躲避大洪水真的登上诺亚方舟，可能会发现船上只有人类和作为食物的家禽。

赫拉利认为“农业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人类当初在草原上生活，身体适合爬树、追捕瞪羚。为了种植小麦不得不付出椎间盘突出、关节炎和疝气的代价。麦田直接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通过对比小麦与杂食的营养、小麦的经济安全与它带来的人身安全、小麦产量与劳动力投入比例等诸多问题，赫拉利得出“农业革命就是一个陷阱”的结论。“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一直不断重蹈覆辙，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导致的最后结果”。拿现在的生活来说，电视或汽车曾是奢侈品，但变成了必需品。种植小麦也一样，大部分人为小麦而忙碌，正如同我们今天为了房子、薪金、下一代的教育一样忙碌且焦虑。

“人是万物的尺度”本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认知哲学的表达，代表了他对人性的尊重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如今却蜕变为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所欲为的遮羞布。“域中有四大”，人不过“居其一焉”。人类拥有“神的能力”，却不应该自认为有神的地位和权力。赫拉利警告说，“（人类现在）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这种反思正是当下快速发展的人类社会所亟需的，却又极力回避的自我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