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三重奏

作者简介:
宁肯,1959年生,小说家,老舍文学奖得主,早年受北岛影响写诗,1982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有15年写诗经历,为其后来的小说写作带来重要影响,小说多有隐喻、象征,注重语言,使他与多数中国小说家区别开来。宁肯生长于北京胡同,1984年大学毕业去了西藏,在拉萨哲蚌寺下的一个小山村住下来,终日面对学。诗歌,北京,西藏,是宁肯写作中的三个因素,同时拥有这三个因素的中国作家*,2001年宁肯涉及北京与西藏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问世,引起轰动,可以看作是三个特点的结果,也为宁肯赢得重要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宁肯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2010年问世的《天藏》,小说讲述了一名大学青年哲学教师来到西藏自我救赎的故事,为宁肯第二次摘得老舍文学奖,并获得首届施耐庵文学奖,入围茅盾文学奖。宁肯以创作长篇小说为主,还有《沉默之门》《环形山》。    
内容简介:
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以人称叙,讲了三个故事,类似室内乐三重奏。国企老总杜远方在逃亡中,带着巨款,来到滨海小镇,作为陌生的房客,住在了小镇上一所小学的女教师家中。两人会发生什么?怎么发生? 几乎在杜远方逃亡的同时,得到过杜远方资助的省一把手大秘居延泽被调查,审讯地在一片废弃的厂区,类似北京798艺术区一个艺术工作室,白色艺术家施展前沿的色彩学试图让大秘开口。 《三个三重奏》第三个故事是叙述者“我”的故事:“我”从小理的理想是住在图书馆,中年以后其书斋已相当一个小图书馆。某天“我”在一个朋友劝说下来到看守所的死囚牢,当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在“我”这里是另一种图书馆。但是劝他来这儿的朋友竟然也成为囚犯。 宁肯以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方式处理了目前在中国头等热门的贪官题材,但宁肯真正感兴趣的是权力演进的历史、权力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对两性的影响、对人的异化。 三个故事,不同维度的讲述,杜远方的故事,居延泽的故事既独立成章,也相互关联,而以注解的形式出现的“我”的八十年代的故事就像背景音乐,在精神气质上与另外两个故事形成对立反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宁肯将尖锐的政治批评与深刻的人性解剖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自己的故事与文体。”阎连科说:“宁肯创造的世界充满思考和令人不安的惊讶,就是放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也有自己独有的舞姿和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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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时间起点的卓越努力

2014年12月28日 南方都市报 □王威廉

小说要具备思想的穿透力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在当下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一些中短篇小说抵达了相当的思想深度;但由于中短篇的篇幅所限,写作与我们时代的丰富关系注定要由长篇小说来承担。就我目力所及,当下能真正拓宽思域的长篇小说还是少之又少,而作家宁肯的长篇力作《三个三重奏》就属于这种少之又少的精品,其以强大的思辨力度回应了我的阅读期待。


《三个三重奏》,这个题目耐人寻味,就像音乐中的无题,或是第几号钢琴协奏曲,引人无限遐想。实际上,《三个三重奏》是将小说的结构和盘托出,让读者在漫长的阅读之旅中,脑海中反复回响起三个旋律。从具体的故事层面而言,国企总裁杜远方的逃亡之路、腐败官员居延泽的审判过程、坐在轮椅上的叙述人“我”对1980年代的追忆,这三者是故事上的三重奏;他们所象征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是思想上的三重奏;而他们各自的爱情故事则是人性上的三重奏;在小说的细部,同样还有三重奏,比如居延泽、谭一爻、巽,这三个人同为体制权力的代表,却有着不同的性格,因此我们意识到即便是权力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多样的运作方式,以及取决于具体而多样的人性。小说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三人关系,它们之间彼此呼应勾连,构成了葳蕤繁茂的社会景观,以至于让我想到老子说的“三生万物”——— 上述所有的声音汇聚在一起,都围绕着“权力”这个内核旋转展开,小说的主题与思想空间就此被完全打开。


宁肯是那种早已创造出了自己独特文学世界的作家,《三个三重奏》是他写作谱系中一座奇特的高峰,让我们看到他在西藏这个神秘独特的世界之外,依然有着洞察世道人心的精准眼力。或者说,那些在西藏的思想不是一种抽空了时代背景的玄思,而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与人生之思。不过,我并不认为《三个三重奏》是所谓的智性小说或哲理小说。如果说一部小说只要有了思想的深度,便要贴上“哲理”这样的标签,反而会对其更大的用意造成遮蔽甚至封存。《三个三重奏》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难得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这种现实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反映论,而是一种深度现实主义,它以小说独有的方式聚焦并呈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可以说,在宁肯笔下绵密的叙事中,丰富的现实细节与内省的思辨深度交相辉映,抵达了象征与寓言的高度。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是一部“强攻”现实的小说。仔细想来总觉得值得反思,何谓“强攻”?这个军事用语将写作与时代的复杂关系暗示成了一种敌对关系,可事实上,写作与时代的关系远远超越了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方式,我更愿意用“胶着”这个词来形容写作与时代的复杂关系。“胶着”就是无法离开、也无法完全融合的那种间距感,这就是文学艺术得以大显身手的晦暗地带。很多作品不具备那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恰恰就是缺失了这种胶着关系。许多作家的笔下,时代图景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我们可以看到作家重述历史的雄心,但我们很难看到他与笔下人物的隐秘交流、以及那种置身处地的同情与理解。没有了这份柔弱的体贴,这种抽象的概括往往就会变成模型乃至标本,看上去很美,却与同时代真实存在的人们失去了深切的联系。


《三个三重奏》就是这样一部与时代“紧密胶着”的小说。以权力的异化为核心来展开叙事,没有比这更能切中当代社会生活的症候的了。正如主人公杜远方,他是那么信赖权力的方式,因为对他而言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手段了,但是,他奴役别人的同时也物化了自身。这让我想起卡夫卡说的:“一种信仰好比一把砍头的斧,这样重,又这样轻。”对权力的思辨让全书笼罩在一道奇异的光谱当中,使得书中繁复的情爱描写也意味深长,那既是人性的,也是政治的。情爱叙述成了小说情节推进过程中最重要的叙述动力,在关键时刻带领读者重返人心中的柔软部分。宁肯不惜再加一重叙述人“我”的旋律,用心也在于此。“我”的故事相对独立,却构成了主体故事的思想氛围与时间背景。在这里宁肯采用了注释的方式,把“我”的观点、故事以及补充说明都放了进去。因为“我”的故事很长,所以有论者认为这种注释的形式失去了必要性,完全可以放在正文里;但我觉得这样的注释形式是恰当的,因为“我”的故事在内容上和正文故事没有联系,故而是平行的部分,是补充的部分,是背景的部分,更是探索的部分,是一个故事对另一个故事的注释。


中国长篇小说的总体叙事总要让位于一个给定的历史逻辑,无论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是莫言的《生死疲劳》,都能看到这种历史逻辑的影子。只不过幸运的是,《白鹿原》没有将这种历史逻辑推演下去,变成某种图解,而是戛然而止。《生死疲劳》虽是沿着历史逻辑前行,但是经过不断地转世变形,赋予了这种历史逻辑以艺术的罅隙,缓解了那种齿轮般的闭合压力。而《三个三重奏》并没有屈服于这样的历史逻辑,而是一次。1980年代,一个已经失落和遗忘的年代,它的历史遗产重新成为小说中历史与思想的起点。这是《三个三重奏》最用力探索和呈现的部分。小说还提到了未来,尽管那出自想象,但作者的语气却充满了信心,因此,那便是希望所在,是信念所在。这种开阔的时间观,无疑是对当下历史时段的深刻反思。


如何叙述我们的时代,如何建构我们的现实,如何反思我们的内心,《三个三重奏》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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