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4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纽约时报》在讣闻中写道：“奥莉亚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虽然简短，但基本可以概括她的采访特色。

对于中国读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因八十年代初对邓小平的釆访而广为人知，她随后出版的《风云人物采访记I》也成为新闻采访行业的标杆。在这本采访记中，她几乎把当时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政要一网打尽，这其中就包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南越总阮文绍、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西德总理勃兰特等。

2014年11月译林出版社推出奥里亚娜·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Ⅱ》中文版，《风云人物采访记Ⅱ》可以看作是《风云人物采访记I》的姊妹篇，或者它们干脆就是一本书，只不过是因为太长拆成了两本书。《风云人物采访记Ⅱ》中的人物与《风云人物采访记I》的人物差不多活跃在同一个时代，其中也包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人物：邓小平、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等。所有的这些人物都多少影响了当时的历史进程，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作品也因此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在奥里亚娜·法拉奇对沙龙的采访中，沙龙多次被奥里亚娜·法拉奇激怒，而不得不努力保持绅士风度。奥里亚娜·法拉奇咄咄逼人，不依不饶、主动出击正是奥里亚娜·法拉奇一贯的采访风格。主动掌握角度和节奏正是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的一贯之能事，所以把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形容为女上位式采访并不为过。事实上，奥里亚娜·法拉奇确实也把采访形象为做爱，因此，除非迫不得已，她非常讨厌第三者翻译在场。

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时的强悍面对铁打的小个子邓小平时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她问：很多中国人一谈起“四人帮”时,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为什么在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的葬礼上,华国锋致悼词时说“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由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策划的复辟阴谋,使我们重新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党内大权和国家机构的大权”?为什么你总是坐第二把交椅？你的“猫论”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对自己怎么评价？好在邓小平都应付自如，并没有让这个采访界头牌占到便宜。

奥里亚娜·法拉奇的采访不止强悍，而且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好恶，对此业界也诸多批评，认为她由此而失去了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客观、公正，但她依然我行我素，从来没有打算过改变过自己的采访风格。关于这点，她在采访她认为的两个独裁者——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怀疑她对他们的采访对所谓的事实真相根本不感兴趣，她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什么让他们出丑，他们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她失望。

奥里亚娜·法拉奇在采访霍梅尼前就打算问问他“怎么竟敢将其屠杀称为革命,问问他依据什么原则判定听音乐、任凭头发在风中飘拂是一种罪行,而强奸一头母羊却是合法的,只要以后不食用其肉。”面对奥里亚娜·法拉奇的咄咄逼人，这个不可一世的宗教领袖多次想“拂袖而去”。而当她质疑卡扎菲上校的《绿皮书》时，终于把这个人民的救星激怒了，他发出了狮子般的怒吼：“群众将掌握权力,这归功于《绿皮书》!工薪者将成为合伙人, 这归功于《绿皮书》!穷人将变成富人,这归功于《绿皮书》!世界革命的日子已经来到,这归功于《绿皮书》!革命的向导将是《绿皮书》, 我的《绿皮书》!《绿皮书》是人类解放的指南针,我的《绿皮书》!《绿皮书》是新的《福音书》,是未来的《福音书》和新时代的《福音书》。 《绿皮书》是千古名言!你们所有的《福音书》都会说:‘它是千古名言。’《绿皮书》是千古名言。我的千古名言!它的一个词就能摧毁炸掉整个世界。它的一个词就能拯救整个世界,改变万物的价值,改变它们的重量,改变它们的容积!无论在什么地方,永远如此。因为我是《福 音书》。I am the Gospel。”

奥里亚娜·法拉奇在书中说“荣耀的桂冠注定将成为勒死他们（独裁者）每个人的绞索,落到悲惨而可耻的下场”。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的一个废弃下水管道中被捕，并在随后执政当局武装与卡扎菲支持者的交火中，头部和腹部遭到致命连环枪击身亡。

奥里亚娜·法拉奇对权力极度厌恶，她认为是权力使人堕落与疯狂，但人类的纷争、战争、互相杀戮决不只是权力那么简单。面对已经成为餐厅经营者的前南越警察局长，这个世界闻名的屠夫，她原谅了他。而对于已经成为流亡者的伊朗前国王礼萨·巴列维，她甚至打算写封信表达她的歉疚之情，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祸害较小的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曾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入善恶二元论的陷阱”，从她的表现看，确实有点。奥里亚娜·法拉奇晚年的三本书《愤怒与骄傲》、《理智的力量》和《现代启示录》极力抨击伊斯兰文明，想来与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给她的恶感不无关系。意大利著名学者、小说家翁贝托·埃科在《共和国报》上撰文，不点名地批评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义，呼吁社会宽容。

可惜斯人已逝，再也没有机会纠正她的傲慢与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