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学者，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多年从事文学史研究，亦以明史方面著述见长。

2014年，学者李洁非出版了新书《天崩地解：黄宗羲传》和《文学史微观察》。写作时，两本书穿插进行，内容也出现交互，着重史实的风格一以贯之，更重要的是，在李洁非看来，从明代至今，中国始终是在完成同一个主题，即社会转型。

《天崩地解》后记中，李洁非写道：“中国真正交其‘大壮’之运——以今天话讲是实现向开明社会的进化——这将是关乎根本的环节，有巨量的工作在等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明史研究，还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都是李洁非为这一“关乎根本的环节”做出的努力。

对话李洁非

“对历史文化了解越多，越利于我们认识病症”

新京报：晚明思想中肯定个体的、民主的因子，时至今日，仍然不大为人所知。这使我想到你研究当代文学，在时代背景与社会现象中，个人、民主、自由等因素恰好是最为欠缺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的当代文学研究和晚明思想研究相互佐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构成“病症”与“病根”的关系？

李洁非：古今结合起来质证考辨，往往使问题看得深些。比如当代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风气，喜欢唱高调，论事和做事以理论漂亮为第一，设若“政治正确”哪怕事情办砸也没关系，终于搞到“宁左勿右”的地步，大家比来比去就比豪言壮语，比谁更敢说大话和空话，以致有“浮夸风”（其实严重程度远非“浮夸”字眼所能描述）等。这股思想风气左右我们三十年，直到邓小平、胡耀邦用“实践”重订是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系疗治当代思想沉疴一剂根本之药。它讲的是什么？是尊重事实、尊重知识、尊重科学。进一步抽取其精神，则是：重客观、轻主观。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李洁非：“大跃进”也好，“文革”也好，并非如当时执着的是什么革命啊不革命啊这样的问题，而根本是思维方式、思想态度的问题——人们说话做事，重主观冥想、轻客观考察，或者说追逐理论、排斥实践——是这样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认识。那么，为何如此？一般我们只晓得从现实找原因，有一次我读一位老先生的回忆录，他是桐城派后裔，他讲到“文革”时经历“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种场面，说当时心中情不自禁地就想起幼年在家塾里面“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拈红黑豆、记“功过格”的理学那一套。可见作为过来人，老先生所见与我们不一样。我们以为“文革”是“新”的，老先生却知道那些东西本有来历，是旧物翻新。人终归逃不出历史文化的影响雕塑，对历史文化了解越多，越利于我们准确认识病症。所以等到我读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等，对当代思想风气的祖源便豁然开朗。

新京报：能否具体谈谈？

李洁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篇讲明清之际学风转变，用一句话来概括：“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给我很大启发。晚明思想很有倡扬个性的气质，但过去我只从好的或积极的一面注意它，没有想它的负作用乃至有害。明人“独抒性灵”的追求中，隐藏着“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的习气，到处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物，逢人作“悬揣之空谈”，争鸣义理、高标其格、夸夸其谈，后人用“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讽刺其形象，痛陈国家怎样在空谈和高调中断送。所以，经历了如此的信口开河、逞臆放言，清代学风为之一变，特别务实，特别严谨，特别注重有根有据的实学、实证。对清学这种转变，过去强调清室文化禁抑政策影响较多，实际上，吸取明代思想教训才是更内在的原因。但清末而至“五四”，受种种现实激荡，心性解放疏狂又成大势所趋，主观的情态不断抬头，客观的意愿不断下降，“革命”激情充斥每个角落，终至“大跃进”、“文革”主观精神大放纵……也正是把历史这样梳理过，我对邓小平力倡“实事求是”的中肯、深刻与高明，才有由衷体会。

新京报：这对当代的借鉴意义是？

李洁非：我觉得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使中国社会与文化长足进步，关键确实在于思想风气真正落实到“重客观”。但从现实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观放纵的积习，无论社会精英还是一般国民身上，都还相当普遍。假如有一天，各种激越调门都没有市场，大家说话做事都能具备疑义相析、讲事实重实据的素养，思想风气才可以说扭转过来。如果能够那样，中国任何事情皆有望。

李洁非语录

“今天的作家诗人不要说和陶渊明比，即便想拥有苏东坡式的从容、自由与纯粹，也是奢望。”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起码比鸦片战争早200年，也就是说，起码可以推前至晚明。”

“几十年来，不论当代文学还是其他方面的讨论、纷争，判断过剩、主观过大，安于陈述事实者少。我因为个人有所反思，而力求减少主观判断，来努力接近客观。”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