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向来有对福利型社会的抵制情绪，这是历史和文化所造成的，完全不同于当今福利泛滥的欧洲大陆。加上过度福利带来的社会阶层固化，寄生人群增多，社会活力下降、政府赤字严重等问题，布鲁克和沃特金斯对此坚决反对是有一定道理的。

为自由放任呐喊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是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却持续至今。它不仅反映在世界经济恢复的艰难，也反映在应对危机所使用手段带来的后遗症上。至今，美国社会对当时奥巴马所领导的行政分支采取的一系列行为争论不休。这种争论也延续到了对之后奥巴马政策的评论之中，比如医改案，争议甚至被上升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社会这样的高度。随之而来的改革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些呼声中，经济上的左右之争最激烈，美国政府到底应该是出手干预经济，还是回归自由市场甩掉过度的福利包袱成为焦点。但是也有一派人物，他们左右皆反对，主张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理想，希望恢复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美国梦，亚龙·布鲁克和唐·沃特金斯就属于这一派。他们在《自由市场革命》一书中强烈呼吁重建最小政府式的美国社会。

这两位学者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有着安·兰德机构的工作经历。如果熟悉美国文学，那安·兰德的大名必然不会陌生。她的小说和剧作在美国是几代人的思想指引，《阿特拉斯耸耸肩》、《源泉》、《商人需要什么哲学》这些如雷贯耳的作品至今在美国仍然畅销不衰。尽管安·兰德著作等身，但是她要表达的思想却非常清晰、简单。

首先她把利己主义纳入了道德的范畴，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按照理性选择做出的利己行为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个人的开创性和创造力，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活力。而利他主义只不过是披着道德外衣的一种虚伪，实质是对人的漠视与束缚，专制政权号召人们无私地牺牲和自我约束来到达自己的目的，最终连基本权利的保障都没有。其次理想的资本主义应该是一个自由世界，政府应尽量少干预私人领域，包括私有经济及个人生活，它只需要为自由社会提供基本的保护和维持秩序即可。再次追逐利润也是道德的，商人的谋利行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生活环境改善的关键动力，那种敌视财富积累的观点实际上消除了公平竞争的社会条件，穷人会因为依赖救助而失去上升的渠道，最终阻碍社会进步。

政府越小越好

他们认为美国在建国之初是一个真正的小政府自由社会，采取的是较为理想的自由市场模式。然而先贤们在保障人权，保护人民自由，限制权威和政府权力的同时，却没有在道德层面为资本主义证明，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同意利己主义和谋利是不道德的行为，也就为政府平衡这种不道德行为埋下了伏笔。而经历了20世纪的大萧条之后，大政府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引下不断膨胀，到了60年代，福利型社会的兴起成为转折点，美国进入了两位作者尖锐批评的监管型社会，自由市场衰退，政府干预无所不在。到了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虽然公开支持自由市场，并缩小了政府的干预，美国有快速右转的迹象，但是即使是弗雷德曼这样的代表人物也没有为谋利行为做道德翻案，更没有完全排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之后的美国政府依然是一个强势的大政府。

从这样的分析出发，他们进一步指出，金融危机实质上是政府监管过度的后果，不是人们认为的政府缺位所引发的。因为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政府隐形操控的企业，是它们无视高杠杆的风险制造了金融泡沫。因此要彻底解决金融危机的恶果，就是要完全解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遗憾的是现在美国的政治分歧，根本就不是左与右的分歧，不是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分歧，而只是政府干预多少，给多少福利的问题。诸如当前的医改案之争，两党围绕的依然不过是福利和救助的范围和多寡，谁也没有怀疑这种福利是不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两位作者就医保案做了专门的分析。他们发现，由于有政府的大量补助，医院缺乏竞争，医生们都是从尽量节约成本和增加病人开支去考虑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医疗质量下降，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效率低下。所以两位作者在书中叹道：“今天的主流右派和主流左派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这样将无法从根上解决问题。

自然，两位作者提出的改革方案就明显比现在的左右两派都要激进很多。他们认为真正的美国是回到以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为支撑的自由社会，政府甚至只需要保留必要的军队、警察和司法队伍就可以了，那些名单可以列几页的政府监管部门都应该关门。大部分政治职能都应移交给非营利组织或者企业来完成。福利措施应该取消，转而依靠社会慈善和个人救助。减少税收，放弃政府依靠征税对个人财富的支配。

应该说美国向来有对福利型社会的抵制情绪，这是历史和文化所造成的，完全不同于当今福利泛滥的欧洲大陆。当然，他们要求政府监管完全退出的结论显得有些乌托邦，市场反应毕竟有滞后性，政府适当地前置监管是对不必要代价的一种弥补，完全放弃也不理性。倒是他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负面分析非常犀利，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在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度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快的原因，这是我们最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