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昆是一位美籍华裔作家，目前在波士顿从事律师的工作，业余写作科幻小说，同时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曾将刘慈欣、陈楸帆、马伯庸、夏笳等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2012年，他凭借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分别夺得星云奖最佳短篇故事奖和雨果奖最佳短篇故事奖，成为第一位获得星云奖和雨果奖两项世界科幻小说大奖的华裔作家。他在2012年11月7日签约担任《三体》的译者。2013年9月，刘宇昆凭借作品《Mono no Aware》再次荣获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

对话刘宇昆

问：评论家兔子瞧十分赞赏你的小说，一个原因是你常将主人公置于所谓的“生活困境”，而不是一般传统科幻的“生存困境”，例如：究竟将外星人的信息解释为史诗还是法律课本？如何能和外星人展开有意义的对话？选择一种有限的熟悉生活还是陌生的永生等等。你提到自己的科幻小说时也形容为“生活科幻”。这是不是出于你的创作自觉？

答：我对科幻文学的兴趣大致有两点，这也能解释我所喜欢创作的故事类型。

第一，比起宏大的冒险，科技对日常生活诸多细节的改变更令我着迷。我认为技术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中立的放大器，放大了人性中的善与恶。我在作品中力图探讨的主题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如何纵容我们互相伤害，又是怎样帮我们彼此支持。科技使人类交流更为顺畅，赋予我们更多机会去彼此亲近彼此理解，赐予我们实现更多梦想的可能性，拓宽我们的社交圈以及视野，但它也能令我们彼此心生隔阂，被肤浅虚伪的人际交往愚弄，满足于那些轻易得来讨人喜欢的答案，罔顾那些深刻的令人不安的洞见。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比一千年前的君王做得更多、知道得更多、影响更多人的生活。而未来的人们将比我们更加强大。我们寻常人类是如何以这样的方式壮大起来的？书写这种故事的诱惑让我无法抗拒。

其次，我倾向于将科幻作为幻想文学的分支。故事中的隐喻逻辑要比“真实科学”的逻辑重要得多。当我以这种模式创作时，更有兴趣使用科幻的语言探索比喻背后的情绪和感觉。比如说，我写了《河图洛书》，就是对书和写作的文学化隐喻，探讨了我们和书写文字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还有《幻影》，把我们总是将心爱之人的形象理想化却因此而盲目不见其中伤害的这个比喻具体展示了出来。

问：你选择生活困境作为主题，或许是因为不需要做出唯一的选择，因此回避了对价值和正确的判断，这似乎体现出一种青春叛逆期的理想主义，你认为科幻小说在“假设”、“解释”世界的过程中，能否真的回避对现实的评判呢？

答：我不确定是否认同这个判断，“更小”的判断不一定能回避价值和正确的评判。我认为我们做出的所有选择都和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有关，即使小到决定今天去上班，继续加入这场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的复杂玩意。

我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有评判现实的功能，科幻尤其如此。科幻的核心概念就是考虑“如果”——也就是说作者从我们的日常开始然后改变一些参数（要尽量有科学依据），探索新的可能：外星人降临、人工智能出现、我们找到了预言未来的办法等等。

但是决定改变什么不改变什么的，仍然意义重大。在未来，你是否假设一些国家仍然比其它国家更强大？你是否保留穷人和富人？你要不要保留战争？什么样的战争？你是不是还要留下竞争的概念？什么竞争？你是否保留货币？理由是什么？

如果接受世界的一些特点不作改变，改变其他一些方面，那么作者就是在选择这个新世界里的道德和伦理。比如著名短篇《冷酷的方程》，简单的理解就是在讲“面对物理学的冷酷现实，人类的选择无关紧要”。但是故事中杀死少女的并不是物理定律，戈德温选择创作出了这个世界，其中的工程实践完全不考虑容错和安全极限，强迫人物不得不做出那样的选择。这种建构世界的方法中存在一个政治性话题，有人研究的比我更深入。

问：你翻译了中国许多作家的作品。除刘慈欣之外，其他作家相对比较年轻。你认为这两代作家身上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年轻作家们的作品里是否存在一种共性？语言的调性或者处理题材时的方法，或者对世界的认知？如果有，你认为什么造成了中国年轻科幻作家身上的这种共性。

答：这个问题相当难讲，而且我也不能说自己有资格来回答。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或者研究者，如果读者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深意见，也许应该参考夏茄的博士论文。

但以我的粗浅意见来说，刘慈欣的作品和我翻译的其他年轻作者相比，差异绝不只是工程技术角度的审美问题。我是说大刘的故事试图表达一种对工程技术的信念，将其看作人类理解宇宙、定义自身位置过程中的基本行为。大刘在工程中体现的那种美感和理想主义，是我在其他年轻作者作品中不多见的。他们的作品对人类凭借宏大工程提升境界的可能性表示质疑，这些作品中的工程技术之美只是一些偶然附加的额外之物。

当然这只是个人看法，并不是什么严密的分析。重要的是我认为每个作者的方式都是迷人而坚定的，所以他们的作品才充满趣味。

问：作为一个横跨东西方的作者，你在描写文化的参差百态时，如何能从“猎奇的人类学家”或“伊甸园崇拜情结”这些常见的窠臼中走出呢？你是通过什么方法阻止你小说中的中国传统元素被简化为某种文化符号？

答：我在各种文化中徜徉过很久，在相似的场合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最终归纳出几点我感觉还很恰当的结论：1）文化是动态而复杂的，充满内在矛盾；2）另一方面，人们无论出身何处，之间的相似远多于差异。

没怎么体验过不同文化的人往往会认为，自己的文化充满了细节差异，而外国人都“差不多”。现实中的大部分甚至是所有文化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是复杂的，这意味着同样文化中不同的人在一个场合会做出不同的应对，会抱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习惯，甚至互相之间无法认同对所在文化“特征”的总结。

与此同时，人类的共性在各种文化背景中一再重现。我们都操心未来，我们都美化过去，我们都想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而且要教好孩子、养孝父母、忠于朋友和爱人——我们会在意身边人的想法。我们或许会认为某种文化强调个人胜过整体，或者反之，但是没有人会将试图与众不同或者被人喜欢的念头当作莫名其妙的想法。

我在作品中使用中国文化的元素时，尽量避免将其异化或者提炼出所谓本质。我尝试以一种展示“中国人”意义的方式创作角色，正如类似“美国人”的意义，我们都置身于这个动态、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借助我们身边的社会定义自身，文化正是诞生在这一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