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杰夫　　托兰的这部《衰亡史》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初，但其中搜集到的资料文献和叙事视角，直到今天，都可谓是在太平洋战争史的研究领域中居于“魁首”地位。占有丰富的独家第一手资料的托兰，并没有滥用“话语权”，而是以一种史家应有的态度对战争各方的责任秉笔直书。他在抨击和批评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对被迫参与战争的日本人给予了理解的同情。同样，对于美国，托兰则以一种冷静的警告口吻提醒道，美国战前所犯的错误也是间接促使战争爆发的原因，对此美国今天的政客们应当予以警示。

许金晶　　本书作者沈宁先生的伯父沈钧儒是民国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外公陶希圣，则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经国的授业恩师，抗战时期更因毅然脱离汪精卫阵营，公布汪与日本人之间的卖国密电而闻名天下。除了这两位亲人外，沈宁所处的大家族里，几乎每一位成员都是民国时期的各界名流。这本《牢记》正是详细讲述了其全家上下、里外，是如何在抗战时期积极投身救国与抗争的事迹的，我们也足以借此书管窥当时全国上下万民齐心共击日寇的壮烈场景。

启之　　谈八十年代文艺界的书多矣，此书之好处是言而有据，信而有征。比如，讲到萧乾的《猫案真相》，作者会征引巴金1980年写给萧乾的信。谈到易卜生的诗剧《培尔?金特》，作者会拿出1949年香港《大公报》上萧乾写的剧评。谈到“朦胧诗”，作者会把三十年前艾青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批评文章信手拈来……这种写法使这本书具有了更多的文史价值。但它并不是《新文学史料》，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才情和思考，为这本书增加了思想的含量。在作者不煽情，不滥智的叙述中，你会领悟到世事之诡异，人心之叵测，政治之伟力，人性之多变。

宋旭岚　　在我们和企业客户的咨询和沟通过程中，发现很多企业家和营销人都得了“互联网焦虑症”——大家已然感受到移动互联的颠覆大潮席卷而来，渠道和营销规则在悄然发生变化，需要引用新的营销方法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从哪儿做起？怎么做？还有很多困惑。在探索和实践中，出现了很多四两拨千斤式的几何增长的奇迹，这些看似偶然的引爆事件，背后是有规律和共性的。《社交红利2.0》从社会化营销的角度，提炼了“社交引爆”的四大定律，对如何应用4大定律提供了具体生动的案例，是一本对专业人士有启示、对入门者有帮助的好书。

景凯旋　　波兰哲学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这本论文集被收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但严格说来，他只是一位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他曾经是一位前程似锦的正统理论新秀，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而闻名，并被派往苏联进修。但在1956年后，科氏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产生怀疑，成为一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对宗教产生了真正的热情。他在1968年因支持学生风潮被解除教授职务，从此移居国外。本书涉及当代最具挑战性的许多问题，他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话语清晰而又缜密，读来甚至给人以美的享受。

许纪霖　　基辛格不愧为全球国际关系第一老法师，他有独家的均势理论，又梳理出以自家理论为骨架的历史演化脉络，兼以无人可比的从政经验，使得《世界秩序》成为他本人、乃至国际关系领域的巅峰之作。中国已经崛起，以世界老二的姿态，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关于世界秩序的知识储备配得上自己的经济实力吗？想改变和颠覆现存世界秩序的大有人在，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现代的世界秩序究竟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读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就会豁然开朗，让糊涂者清醒，让清醒者更清醒。

解玺璋　　土耳其裔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其内容是根据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纪念讲座”系列讲演整理的。我们在思考中国的前途或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从清末民初的社会政治变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都把现代化设定为一种理想目标，而且，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永远处在历史进程之中，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但现代化乃至现代性的负面效果，却并不因此就不光顾中国。

何怀宏　　就像作家余华做过江南的牙医，刘仲敬在西北一隅做过多年的法医。他也出奇的冷静、现实主义，看到了实力的抗争、富有解剖的技艺。他相当哀婉比如消逝的贵族或土豪，也强调美国民主宪政其实相当依赖于多少年地方自治的经验而非美好的政治理念。然而，尽管他最关注的是真正实力的抗争，但并没有站在石头一边，虽然也不一定是站在鸡蛋一边，而毋宁说是持一种比较冷静旁观的立场。他看透了执政者，但也明白造反者。他自然不会和丛林世界中那头最强壮的“猴王”牵手，但也不会想做一块牺牲的“俎上之肉”。

查建英　　上年纪的文人，大概都有写回忆录的冲动。但一本自传是否值得别人读，要看它是否有料、有识、有趣。《也无风雨也无晴》堪称一本“三有”之作。在沈公漫长起伏的人生旅途上，有大量精彩的故事和动人心魄的细节，他不慌不忙一一讲述，文风流畅平实，语调坦诚幽默。看尽了世间的悲喜荒唐剧，这是曾经沧海、阅人无数之后的通达节制、举重若轻。这本书不仅纪录了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史，同时，它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书中披露了当代出版史上不少不为人知的细节，具有丰富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金理　　在文学被认为早就丧失批判的可能而频遭炮轰进而只能“蹲伏”在角落里的当下，像郜元宝这样旗帜鲜明地坚守文学性立场的并不多见，他甚至具体阐释了“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概念：“他的知识和他所经历的时代与生活的丰富细节息息相关，和他个人的思索非常靠近。知识不单单是思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讨论公共话题时“他未必能解决那些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帮助你消除了和那些问题之间容易产生的隔膜”，而不是傲然俨然地将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一切问题都驯服和安顿到密如蛛网的“学术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