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阿克顿勋爵有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的铁律。此书以大量证据表明，极权制度是最能滋生腐败的温床。纳粹是以反魏玛共和国的腐败而获得民众支持的，但其上台后的腐败程度却远超过魏玛共和国。纳粹政权的腐败与反腐都是出于人治，而非法治。有组织的任人唯亲是这个体制的基本特征，因而不可能制度化地反腐。正是希特勒领导层系统性地促进了腐败现象，并利用腐败来达到统治目的，才导致腐败不可遏制地漫延。在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不可能真正的反腐。

马立诚　　在中日两国关系陷入焦灼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由60多位日本学者共同执笔撰写的《日中关系40年史》。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我们放大眼光，全面思考两国关系，推动两国和解，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分为四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间交流，全面深入地论述了40年来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脉络。在叙述两国关系史时，能够结合国际环境的变化，既有一般情况的总论，也有具体问题的分析，使读者在获知全貌的基础上，再深入到具体问题中，有利于全面细致地了解两国关系。

启之　　遗忘有损于历史研究，有益于个人心情。书法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晚年“不愿温习烦恼”即此类也。他的日记里没有议论，没有喜怒，没有臧否，看不到一丝一毫心灵的跃动，只有在梦里才流露一点感情：“梦援师来病房看我，我迎去抱住，见言笑如平时，似未知其已死，又似知其其已死复来，故迎抱也，旋醒。”。编者说，启功日记的风格是平淡冷峻。或许将来的中国会产生一门学问——解读那个时代的私人日记的学问。教授们会告诉学生，如何从豆腐账里看出时代的信息，从认罪书中看出人性的扭曲。

陆建德　　留学英伦的章士钊深受英伦的宪政主义影响，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莫雷的《论妥协》更是让他受益匪浅，他对激进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他的《调和立国论》的主张，都深受《论妥协》的影响。这本《论妥协》极富政治智慧，政治毕竟是妥协的艺术。译文令人稍感遗憾，好在附有英语原文。

关凯　　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通过对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研究，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在中国的起源及其性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对的问题，并考察他们对当时中国革命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历史唯物主义强加于中国历史的做法使其解释中国历史的成效大打折扣，最终殃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这些教训对中国历史意识的贡献是：“思想和价值不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存在的产物”。

关凯　　很喜欢“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中的第一句话：“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兴起了中国研究热潮，中华民国史专家易劳逸的《毁灭的种子》就是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中的一部，本书的主题是权力与国家，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谁丢失了中国”。经过1927年到1937年在南京的“黄金十年”，从1937年到1945年，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也成功牵制了日军的力量，对二战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成功有无数的妈妈，而失败却是个孤儿，本书关注的就是国民党政权毁灭的种子是怎么生根发芽的。

昝涛　　现有的伊斯兰文化书籍，要么是部头太大，要么就是板着面孔，读起来枯燥乏味。我最近看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学者罗宾·多克的《伊斯兰世界帝国》这本书，才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本合适作教材的小书。在当前的中文阅读环境下，出版一本以伊斯兰为主题的新书是很不容易的，哪怕是译著也是如此。在当前大学的通识教育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大学生学习跟伊斯兰教有关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对于理解文明的多样性，对于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都是很有必要的。

启之　　捷克女作家海达的前半生经历了纳粹时代和斯大林时代，逃到美国之后写了这本《寒星下的布拉格》。在她的书里，我们会发现很多熟悉的东西：出身决定一切、党比法大、以打小报告和暗中监视来向党效忠，党中央制造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有被害者，无施害者；害人者在冤狱平反之后，继续升官……党员官员为党的利益宁愿自诬，株连——她的丈夫被抓，她就成了政治贱民，没有工作，没有食物……书的末尾，作者描写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人与俄国占领军的斗智斗勇，令人解颐。

邱华栋　　阿尔贝·加缪并不是一个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从来都没有像萨特那样写过砖头一样厚的哲学著作。他是以自身经历、以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为，来推导出时代的哲学命题的带有哲学思想的小说家。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谈到加缪的时候说：“他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孤独与团结》一书收录了加缪女儿珍藏的家庭照片、报纸影像、手稿等资料，记录了加缪如何从阿尔及利亚的贫穷少年，一步一步走上诺贝尔奖台，并最终以荒诞的方式告别人世的传奇一生。

陆建德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早在2002年就由韩敏中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可惜在国内读书界没有什么影响。近日读殷企平的《“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又想起阿诺德那本书对当下中国的意义。殷企平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解读这些十九世纪英国文化界代表人士的小说、诗歌和批评著作来表达他对转型期社会的特殊关切。面对工业革命的冲击，这几位英国作家发问：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美好的社会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科技和经济指标，还是其他更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