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谈论20世纪那些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时，往往意味着同时在谈论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这种同时性是在两个层面发生的：一者，他们面对着和我们类似的境遇；二者，他们所采取的和我们相异的行动。其中，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堪称一个典范。这不仅因为他拒绝在流亡地展览自己的创伤，坚持“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可以用这句话检验那些和他有着相似命运的中国人）；还因为，他一直没有失去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基本教养，即将自己抛入时间和语言的洪流中，与那些永恒者为伴。《小于一》是布罗茨基最富盛名的随笔文集，书中他所展现的，不单单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敏锐才情，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人内心乃至自身处境的辨识力和理解力。这种辨识和理解，最后一再地回到听觉上，那些有力量说话的人，首先是聆听者。这本随笔文集多年前曾有过节译，题作《文明的孩子》，算是惊鸿一现，如今由诗人黄灿然先生完整译出，是一个译者怀抱二十余年岁月的产物，其品质无愧于我们漫长的等待，又像一枚深水炸弹，终于在中文世界的水底缓缓释放。

许纪霖　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是一本巨著。自2008年之后，欧洲陷入了持续的财务危机之中，至今不能自拔。危机的背后是文明出了问题。古老的欧洲虽然实现了统一，不再有国家主义的冲突，也超越了对物质的无限贪婪、对富强的过度冲动，但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之中，其自身却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当在世界金融和贸易等级秩序中对第三世界的优势丧失殆尽，欧洲可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缓慢的相对衰落之中。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欧洲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乃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歧性。法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莫兰指出：欧洲精神就在于它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分”。欧洲不仅有拉丁文化，也有新教文化，欧洲在被逼到悬崖之后，有可能重新焕发出活力。

何怀宏　位梦华是中国的一位地质科学家。他小时候有些多愁善感，甚至悲观厌世，梦想是躲到长白山的密林中搭个窝棚生活。从1991年起，他却去了九次北极，最长的一次住了一年多，开始主要是为了科学考察，后来却更多地是出于一种深深的感情。这本书开始写到了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文明的历史实在很短很短，也越来越快：公元前8000年前左右，才出现农耕文明，然后有了有文字的历史；工业文明的历史则只有几百年；近年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文明则只有几十年。以昔推往，往后的演变速度还会越来越快吗？道路将通向何方？而在这人类文明出现之前，时间却似乎是缓慢和停滞的，虽然速率也是加快的。地球上的生命用了整整30多亿年，才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了极其简单的多细胞生物；然后又花了几亿年时间，才演化出了像恐龙那样巨大而复杂的爬行动物；再用了大约6000万年，才出现了人类。人类用500多万年的时间才从直立行走学会了制造最简单的石器工具，再用了几万年时间，才步入了我们上面所说的文明。今天如此飞速的科技发展让人们欣喜，但会不会也让我们感到有一丝寒意？说到这里有点像是题外话了，但对于无缘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不妨有时将时段尽量拉长，或者看看那偏远的极地民族的生活，或许可以使我们的眼光和心思稍稍脱离过分的世俗和执着。

查建英　梁漱溟先生的早期著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甫一面世即引起轰动，时在1921年，梁先生仅28岁。而他在兵慌马乱的四十年代，历七年之久精心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无疑是其盛年期代表作。此书由成都路明书店首次出版时为竖排版，却“文字多有错落”、流传不广、未受关注。时在1949年11月。原因很明显，在一个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急风暴雨年代，谁会有心思去注意这样一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书呢？但是，经典之为经典，正因它经得住时间的洗礼——六十五年过去了，大浪淘沙，它却历久弥新。中国文明和文化传统的源头、构成、特质，它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相比较之优劣异同，它在遭遇西方现代文明时所面临的窘境、困境和它未来的可能命运，面对一系列如此宏大而复杂的主题，梁先生的观点（其中包括对于清末民初诸多重要学者相关研究的征引评议）可谓高瞻远瞩、简明扼要、举重若轻。不少解析堪称字字珠玑。精准的问题意识、敏锐的直觉、深刻的洞见、清晰的表达，在今天“中国文明复兴”重新成为更多人的思索命题时，阅读此书，感受梁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之理解、客观之把握、深刻之反省，仍将于我们大有裨益。书中那句“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至今读之令人沉痛。梁先生慨叹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却“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如今，中国众多书生又纷纷开出各种济世良方。当是时，重温一位长期被看作“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儒家前辈的深思熟虑之作，或可提醒我们，切勿于虚骄浮躁之中，再次陷入因太高明反倒太不高明的悖论。

马立诚　刘军宁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曾说，在中国，对保守主义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出自中国人笔下的相关研究著作一本也没有，因此，他写此书常感到“形单影只”。此书出版6年来，有关保守主义的讨论逐渐活络，一些译著和论文也陆续出版。那么，作为当代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呢？刘军宁说，与保守派主张原封不动保守旧的文化传统不同，保守主义只保守自由的传统；保守派拒绝变革，而保守主义主张渐进变革；保守派要保守的是不尊重自由的旧制度，保守主义保守的是充分尊重自由的新制度；保守派强调的是无条件的集权与政治权威，而保守主义强调的是能够增进自由的有限政府。保守主义强调的私人财产权、自由权、法治、宪政等，都是中国保守派深恶痛觉的。一句话，起源于英国的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拥护自由还是反对自由，是保守主义和中国保守派的分野。站在保守主义对面的是激进主义。中国长期以来是激进主义试验田。激进主义主张砸烂旧制度，主张全盘否定传统实现进步，主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暴烈的行动。激进主义给中国、给我们每个人都造成了深深的戕害，比如文化大革命。激进主义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你想了解这些问题吗？请读刘军宁的《保守主义》。

许纪霖　台湾，已经成为大陆“内在的他者”。台湾在许多大陆游客中，收获了很高的赞誉，甚至过高的赞誉，一部分原因乃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然而，这位在台北读了四年本科的陆生眼中的台湾，却比父辈们想象中的台湾，要复杂多了！有赞有弹，犹如她回过身来，再看大陆一样。90后的视野，超越大陆/台湾的二元化抗衡，较少意识形态污染，更多个人的直观体验。难怪本书获得了《亚洲周刊》2012年中文十大好书。最近这位蔡同学高调竞选淡江大学学生会主席，在台湾很成为新闻人物呢！我为有这样的陆生在台湾而自豪。

赵汀阳　麦克法兰教授是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当年以《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而闻名。《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他最新作品，据他自己说是关于个人主义起源这项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言不虚。这本书沿袭了《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创造性研究，论证了现代性的根本在于个人性，而个人性并非所有文化的必然之路，而是英国的独家发明。本书对英国文化方方面面的细节研究十分有趣，使人得以对英国文化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这是一本真正像样的史学著作，决非那种以某种价值观为准的一面之词，只讲事实，不讲批判。除了考古类的研究，像这样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并不多见。

何怀宏　霍布斯鲍姆的书一直都是值得读的，比如他的年代四部曲，他写盗匪等边缘人的著作和他自己晚年的回忆录等许多书都很耐读。最近中信推出的他的遗著《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亦如是。他基本的看法是20世纪的文化、艺术是走向衰落的，这点和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五百年》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它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甚至它是否就是人类文化由基本上行走向基本下行的转折点？未来人类文化的前景将会怎样？这许多问题估计还会有诸多的争议。但我们大概首先得正视这一现象。

陆建德　世界体系理论是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上世纪创立的，相关著作已经翻译了不少。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论述的是16世纪以降的全球化进程，我们的读书界已有不少书评。去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的《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蒙古史专家杉山正明对沃勒斯坦的回应。杉山正明是为驳斥《现代世界体系》中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创作是书的，这不能不让我感叹。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学家恐怕还缺少这种宏观把握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不大有日本人的亚洲意识。美国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钱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也可以归入世界体系理论的范畴，其中不少章节可与《忽必烈的挑战》比观。莫里斯非常突出中国与西方的比较，仅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图书市场站稳脚跟。书名的翻译一不小心体现了某种焦虑（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被翻成《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 西方为什么能崛起》）。莫里斯没有提供结论，但是给东方读者很多看起来有点鼓舞人心的暗示。他应该知道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不那么重要（日本长期处于世界GDP第二而且科技创新能力优于中国），而且也大大低估了中印等国所面临的困难的严重性。中国读者变得昏头昏脑，才是最可怕的。

启之　苏联为什么会垮台，西方专家有两种解释，一是经济体制缺乏生机；二是苏共不得人心。而中国专家除了强调苏共高层对革命的叛变之外，更看重外力的作用：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西方文化的渗秀，造成和平演变等等。此书的作者持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一改革培养了亲资本主义同盟，这一同盟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私企经理和党国精英构成。党国精英是决定性的力量。这些人由党政机构中的干部组成，其特点是重实际利益而轻意识形态。共青团是其中后备军，“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是他们的共同心声。这些党国精英在改革中谋取私利，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知道，只有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才能保障自己已获得的利益。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入了为苏共掘墓的队伍。以前西方专家对此书的观点不屑一顾，九十年代后期，此书的观点渐为西方主流所接受。